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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型国企当中带有行政垄断的,在市场进入方面有障碍的,当年是拆分了中国电信,一家垄断改成很多家竞争,电力改成南北部署,铁道准备搞,后来没有搞成,大行业动了几个,变成若干国有控制竞争,但到此为止,没有再进一步开放。这当然比不竞争要进步,但是这个进步不完全。所以像这个领域的改革,无论是观念上、政策上、法规上,可以说是没有,所以通过这次提出在混合所有制基础上往前推,放开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商业重组,要不市场差别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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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政府管得太多太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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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现在推的就是所谓的利率市场化,那么资金和利率市场化是什么状态呢?是高度控制在行政手里,你看谁能得到贷款就知道了。我们的国家储蓄这么多,经济结构要变化,很多地方要用钱,要用贷款来支持经济的成长。但是贷款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都是大型超大型企业集团拿到贷款,小微企业很难,尽管喊了这么多年、推了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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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早就认识到我们仅仅靠银行这种间接融资是风险非常大的,应该推动一部分直接融资,就是股权融资,但是改革了那么多年,现在资本市场在整个的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所有的加在一起约占6.6%,大头还是大银行、超大银行,最后还是国家金融在后面顶着,一旦有问题,是国家行政规则的问题。有句话我听了大概20年,说要扩大这些融资的比例,可你看我们的股票市场,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都不尽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原因,因为有很高的储蓄率、很大的货币投放量,最后买什么去,有什么可投的?那么多公司,1600多家公司想上市,排成大队,但是监管方面很紧张,每次IPO(首次公开募股)一开就担心市场被砸了。这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经济在全球表现最好,股市的表现完全相反,不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这讲到底是什么问题?要素市场的改革远远没有推进,包括外汇、人民币、直接融资和期货、更多的衍生品市场,行政管得太多太细。如果说改革前是部委直接管工厂,现在基本上进入到部委管市场。交易所能定的很多事情,现在交易所根本定不了。一个交易品种要很多部委会签,最后要总理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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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交易品种策划了20年,还没有推到市场上,一方面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各种融资需求非常旺盛,实体经济需要金融支持,这些问题需要改革,但要素市场问题上的改革“半拉子”都没有做到。像教育、卫生、文化,这些是国民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竞争最后是知识的竞争,知识最重要的是知识的生产体系,这比工厂还重要。可能我们的教育体制,某种程度上到底改了多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了决定去行政化,常委会通过到现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可还没有听到一句去行政化的话,看不到有任何变化。因为这谁先去谁吃亏啊,是不是?大家都讲,你出来宣布不讲的话,不是很多会上不去,很多待遇就没有了?可是去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怎么样组织生产,怎么样组织,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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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这些年在供给方面没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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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的问题,我做过一年多的研究,看到的基本是误判,认为看病贵、看病难是我们卫生领域市场化较弱,有一个时期是有这么一个认识。什么叫市场化?不是说永远收钱就叫市场化。准入是什么样子呢?允不允许方方面面进来办医呢?我们的门远远没有打开,价格全部管制,全部要审批,很多价格都在变动,我们却单独定死了医务部门的很多服务价格,调一次价10年。医护人员的生活成本是市场定的,他的贡献、他的努力不是市场定价,那他的供给部分的努力怎么样达到充分点?我到很多医院问到底什么情况,说打针的不如打气的,打气的价格是市场定的,打针的价格是机关定的,机关很努力给你定啊,考虑成本、计算、实际应对。10年间打气的价格发生多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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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天大家抱怨医院的服务不好,在这个价格体系下,还有人给你打针,挺不容易,挺让人敬佩的。把这样一个问题的根子算到医生头上,算到护士头上,引起很多不尊重医生的事情,引起很多医患矛盾的紧张,现在怎么收场?最近把药品价格的上限放掉,这很好。那么前几年为什么要加上呢?天天搞宣布多少、限价限价,你到现场调查看看,限一批,这批药品就不用了,换一个牌子再来;再限一批,他再换一批,就这么玩,脱离供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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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年医改有进步,进步在什么地方?需求扩大是一种进步,农村新医保把原来不在保障范围内的很多人覆盖进来,这是了不起的。但是供给方面没有进步,或者说没有太大的进步。你先去好医院看,排队,医生的工作强度大,很多人说别到大医院来,到小地方医。问题是他是不是就去了呢?你把很多房子刷白了,就叫医院吗?有合格的医生吗,能信任吗?我们说台湾也是这样,医改专家也是说就近医疗,台湾的记者还是蛮够水平的,就在总统府门口看,看总统夫人去哪里就治,发现都是直接去大医院,没有就近的。台湾用很多资源搞诊所,但最后是要有合格的医生、合格的护士,有品牌才能做到有效供给,不是快速地把一些地方迅速宣布是医疗机构,患者就会认它是医疗机构。这个从医习惯有很大的顽强性。可是我们在改革当中,对这些领域的规律的尊重是不够的。这样会受到惩罚。台湾这方面也是没有成果。有个有名的笑话,说老张天天在这个诊所,有很多老太太天天去,后来说老张今天没有来,他病了。病了就去医院,诊所平时就是社交文化场所。国家收入增长那么快,城市化速度那么快,老龄化那么快,不动员很多人好好学医、好好行医,平衡不了。钟南山在2014年“两会”上讲医改,中心是医生的公益性、护士的公益性,我加一句话,还包括潜在的医生的公益性、潜在的护士的公益性,现在很多院长的孩子都不学医了,社会声誉低,工作强度大,怎么动员年轻人学医?这些问题不解决,过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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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体制跟不上人口流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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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一流动,城市化变化就非常快,可是相应的体制进步非常慢,我们传统的城市概念就是一个行政管理,农业文明的行政管理,一块地方、一片疆土,中心地区设一个管制机构,够级别盖一座城墙,城市就起来了。经济不动而起来的城市,历史上不是没有。但是很多叫法,像景德镇叫一千年还叫镇,其实早就是大城市了。为什么呢?朝廷觉得级别不够,佛山市也曾经叫作镇,中国四大古镇就有它,其实经济早已超过它的行政量级。近代唯一打破这个的,一个是香港,一个是上海,再加上一批沿海城市,后来建了租界,讲起来很屈辱,但它们是冲破了原来的农业文明管辖范围、穿行政外套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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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一流动,往哪儿走是有道理的,能赚到钱,有收入,就聚在一起了,现在整个城市框架适应不了这种聚集。你从底下看,3万人、5万人、10万人、50万人,都有叫镇的。日本5万人就叫市。说现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这个背后涉及的内容很深,涉及国家的城市设立体制,谁叫城市,凭什么可以叫城市。80年代的时候,温州最早流动起来的有个叫龙港镇,农民自发聚集,当时超过3万人,还讨论能不能农民集聚起来就形成一个城市。可是这样的事件最后不了了之,我们整个非常硬的行政框架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是非常慢的。我们还以上层建筑来传统地看问题,所以带来大量问题,一些地方人口结构非常高,但是管理架构上不去,相应的提供不了。还有大家非常愿意去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每次去看,预测的人口数、规划的人口数和实际相差甚远,差一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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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规划是2000年报国务院批准的,规划到2020年实际居住人口1600万,现在就已经2415万,离2020年还有很多年。假设按规划人均100平方米土地,配相应的基础设施,你想,按1600万准备的,现在已经是2415万,上海真是人仰马翻啊,都跟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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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已经大量提上日程。20世纪80年代还做过试点,搞计划单列市,试图让我们的城市冲破原来清朝就奠定的18行省的架构,但是从全局看,这种试点没有推行下去。现在的经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可是从行政体制上看,省会城市叫副省级城市,很多城市的经济容量很大,管理权限方面却有很多事情需要省里批,而省里想直截了当一点,报什么问题议不了,所以也批准不了。很多事情都有这个问题。唯一冲破的是直辖市,没有省管,后来把重庆升为直辖市,重庆的情况就好很多。从全国来看,现行城市体制的行政外套和“身体”不适应,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很大的一个障碍。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地方的人口大量流动,城市的“衣服”穿着,级别还在那儿,还是县,还是地级市。人口普查的资料我看过,2000~2010年,10年时间,有900多个地方政府单位的人口是绝对减少的,但是架子还在,和实际人口的集聚不对称。当时的改革当中最困难的就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人口一流动,很多国民待遇地方化,所在某一个县,所在某一个省,社会的基本福利,城乡至今不一致,不是一个标准。我们老对国外讲国民待遇,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待遇之间也是高高低低的。这个地方财政好,待遇就好一点,财政差,就对不起了。人口一流动,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国民待遇,假设我们的基本福利对应我们对国家的认同。现在这个待遇完全地方化了,是某一个地方政府给的,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的,从长远看,这会带来很大问题,所以要适当地进一步在财政改革中增加中央的事权,有一些开支就应该中央负责。但中央政府是没有直接行政能力的,我们的模式就是中央管地方,地方管老百姓。中央政府目前伸到底下去的,就是一个国税局,工作还是蛮有效的。真正给老百姓“打折扣”,中央政府没有这个能力,这是很大的传统时代的变动,形成这个变动的,是国家的整合力,还有相应的财政、税收、福利、社保这些体制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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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举这些方面的例子是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成果,我们都讨论过无数次,没有这个改革,中国不可能有今天在全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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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细观察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改革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这个工程很宏伟,这个建筑看着也很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仔细看最关键的部位,有一些部位没有封顶,有一些地方基本的改革步骤还没有迈出来,如果在进一步的变化中,不仅这些问题,还有后续的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你看看官场风气,权力腐败,那是寸步难行。抑制公款消费政策一落实,所有的高档消费就减少了,这是一个记录,说明消费都在哪些地方,是成就,但是像我这样的看到这种消息,会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高档酒的价格全线下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对市场价格都产生了影响,这得多大的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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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问题很严重,权力腐败很严重。你看现在这么抓腐败,看新闻,随便举一个人,铁道部长或者其他人,贪污数目都很大。我比较吃惊的是,他们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动作,就是很正常在那里上班,一上班就有好几千万。这一定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不是小问题,不管经济总量是第二大还是第一大,或者比第一大大多少,这种现象这么多,说不过去,因为人心当中不会接受这样的秩序,不会认为这是对的。收入当然提高很多,但还是要让人们觉得这个社会是对的,否则,收入很高也不会觉得这个国家非常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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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面加在一起,就是我所说的改革的“半拉子”工程。不是说我们的政治行政体制没有改变,不是说监督机制一点儿没有进展,有,但是远远不到位。权力本身的发展和含金量之间不匹配,如果不把对权力的监督推上轨道,所有的改革成果恐怕都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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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仍属于“半拉子”工程,不继续改革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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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那么严重,改革这条路这么难,那么不改行不行?不改还真不行。第一,这种试点的工程,成就有,问题也会有。还有一个对比问题,十根手指按一只跳蚤能按住,等到你一根手指要按十只跳蚤,就来不及,就按不住了。现在体制的问题,可以说是突发事件,这么大的国家,偶发的,概率很低。但这种事情多了以后,真得想想跟我们改革之间的关系。征地制度、卖地制度,政府可以一手征、一手卖,不改的话,将来按都按不住。还有权力腐败这种事,将来按得住吗?我的结论是按不住的。与其等到按不住的时候后悔,不如趁现在问题没有严重之前下决心,这是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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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涉及人口统计学。现在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早不是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是在几年前认识到这点的。我们一讲改革对不对,会有一个改革前的参照,我们好歹下过乡,好歹经历过那个时代,所有的场景在脑子里边有记忆,所以一看改革开放就觉得进步是显著的,问题是,我们不是主流人群了。主流人群是“80后”,他们的参照系和上一辈人不一样,通信、信息开放多了,我是1985年第一次离开中国的,安排我去南斯拉夫(必须先去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按照1985年的标准,看中国到现在发生的变化,所以这代人再怎么说,有一个基准。再加上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我们才考上大学,因此对已经有了的改革政策,总是有一个基本的东西。主流人群不这么看问题,你看主要的消费者是谁、主要的工作者是谁,我去阿里巴巴,每一个事业部都是很年轻的人,每个事业部自己定游戏规则。休息的时候干吗?我去访问的其中一个事业部,休息的时候全部倒立,我是没有见过这个场面。一到休息的时候,都倒立,有人讲话的时候,都躺在地上,一大厅的人愿意怎么坐就怎么坐。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这些人的时代,他们怎么看社会,他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你要跟这个抗,没有胜算。还有“90后”,还有“00后”呢,一茬一茬可快了,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有他们的语言习惯。这是第二条,我认为非改革不可,不改革不能满足他们。所以,就得听听大部分人怎么说。年轻人的标准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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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是我着重想讲的一条,什么叫作“机会损失”,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组织,花同样的时间,能得到的最大的力量有多大?如果得不到就是损失,就是丢了,丢了什么,丢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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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未来看,中国五千年文明,2014年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早就是第一大了,唐朝就是第一大,然后还挺高兴。想想,机会损失多少?应该做得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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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30多年改革到今天,进一步改下去,我相信以后的人会觉得很可惜。因为你能得到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层次的意思。加起来看,就是不改革不行,混不下去,难题、状况此起彼伏。另外,主流人群变了,年轻人当道,他们的参照系、他们觉得社会应该是怎么样,越来越具有主导地位。第三个,从我们国家的长远来看,应该有很大的一块所得,拿不到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国家。从这个角度上讲问题,不进一步推进改革,恐怕是满足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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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怎么改革,有很多讨论。第一,得摸着石头过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在我们看来,顶层设计主要还是基本方向的确立。整个国家到底往哪一个方向走?这要有一个整体意识。我们国家一直是有整体意识的。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日本人打到中国,占领中国国土,当时的整体意识是抗日。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整体意识是民主建国。1953年以后,这个整体意识现在来看升级升得过快,原来是18~20年的过渡,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等等,但是1953年以后加大筹码,赫鲁晓夫一上台,我们和苏联较劲,看谁先进入共产主义。本来想快的,最后退回来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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