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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一流动，城市化变化就非常快，可是相应的体制进步非常慢，我们传统的城市概念就是一个行政管理，农业文明的行政管理，一块地方、一片疆土，中心地区设一个管制机构，够级别盖一座城墙，城市就起来了。经济不动而起来的城市，历史上不是没有。但是很多叫法，像景德镇叫一千年还叫镇，其实早就是大城市了。为什么呢？朝廷觉得级别不够，佛山市也曾经叫作镇，中国四大古镇就有它，其实经济早已超过它的行政量级。近代唯一打破这个的，一个是香港，一个是上海，再加上一批沿海城市，后来建了租界，讲起来很屈辱，但它们是冲破了原来的农业文明管辖范围、穿行政外套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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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一流动，往哪儿走是有道理的，能赚到钱，有收入，就聚在一起了，现在整个城市框架适应不了这种聚集。你从底下看，3万人、5万人、10万人、50万人，都有叫镇的。日本5万人就叫市。说现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这个背后涉及的内容很深，涉及国家的城市设立体制，谁叫城市，凭什么可以叫城市。80年代的时候，温州最早流动起来的有个叫龙港镇，农民自发聚集，当时超过3万人，还讨论能不能农民集聚起来就形成一个城市。可是这样的事件最后不了了之，我们整个非常硬的行政框架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是非常慢的。我们还以上层建筑来传统地看问题，所以带来大量问题，一些地方人口结构非常高，但是管理架构上不去，相应的提供不了。还有大家非常愿意去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每次去看，预测的人口数、规划的人口数和实际相差甚远，差一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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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规划是2000年报国务院批准的，规划到2020年实际居住人口1600万，现在就已经2415万，离2020年还有很多年。假设按规划人均100平方米土地，配相应的基础设施，你想，按1600万准备的，现在已经是2415万，上海真是人仰马翻啊，都跟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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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已经大量提上日程。20世纪80年代还做过试点，搞计划单列市，试图让我们的城市冲破原来清朝就奠定的18行省的架构，但是从全局看，这种试点没有推行下去。现在的经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可是从行政体制上看，省会城市叫副省级城市，很多城市的经济容量很大，管理权限方面却有很多事情需要省里批，而省里想直截了当一点，报什么问题议不了，所以也批准不了。很多事情都有这个问题。唯一冲破的是直辖市，没有省管，后来把重庆升为直辖市，重庆的情况就好很多。从全国来看，现行城市体制的行政外套和“身体”不适应，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很大的一个障碍。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地方的人口大量流动，城市的“衣服”穿着，级别还在那儿，还是县，还是地级市。人口普查的资料我看过，2000~2010年，10年时间，有900多个地方政府单位的人口是绝对减少的，但是架子还在，和实际人口的集聚不对称。当时的改革当中最困难的就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人口一流动，很多国民待遇地方化，所在某一个县，所在某一个省，社会的基本福利，城乡至今不一致，不是一个标准。我们老对国外讲国民待遇，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待遇之间也是高高低低的。这个地方财政好，待遇就好一点，财政差，就对不起了。人口一流动，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国民待遇，假设我们的基本福利对应我们对国家的认同。现在这个待遇完全地方化了，是某一个地方政府给的，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的，从长远看，这会带来很大问题，所以要适当地进一步在财政改革中增加中央的事权，有一些开支就应该中央负责。但中央政府是没有直接行政能力的，我们的模式就是中央管地方，地方管老百姓。中央政府目前伸到底下去的，就是一个国税局，工作还是蛮有效的。真正给老百姓“打折扣”，中央政府没有这个能力，这是很大的传统时代的变动，形成这个变动的，是国家的整合力，还有相应的财政、税收、福利、社保这些体制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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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举这些方面的例子是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成果，我们都讨论过无数次，没有这个改革，中国不可能有今天在全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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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细观察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改革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这个工程很宏伟，这个建筑看着也很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仔细看最关键的部位，有一些部位没有封顶，有一些地方基本的改革步骤还没有迈出来，如果在进一步的变化中，不仅这些问题，还有后续的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你看看官场风气，权力腐败，那是寸步难行。抑制公款消费政策一落实，所有的高档消费就减少了，这是一个记录，说明消费都在哪些地方，是成就，但是像我这样的看到这种消息，会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高档酒的价格全线下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对市场价格都产生了影响，这得多大的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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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问题很严重，权力腐败很严重。你看现在这么抓腐败，看新闻，随便举一个人，铁道部长或者其他人，贪污数目都很大。我比较吃惊的是，他们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动作，就是很正常在那里上班，一上班就有好几千万。这一定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不是小问题，不管经济总量是第二大还是第一大，或者比第一大大多少，这种现象这么多，说不过去，因为人心当中不会接受这样的秩序，不会认为这是对的。收入当然提高很多，但还是要让人们觉得这个社会是对的，否则，收入很高也不会觉得这个国家非常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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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面加在一起，就是我所说的改革的“半拉子”工程。不是说我们的政治行政体制没有改变，不是说监督机制一点儿没有进展，有，但是远远不到位。权力本身的发展和含金量之间不匹配，如果不把对权力的监督推上轨道，所有的改革成果恐怕都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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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仍属于“半拉子”工程，不继续改革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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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那么严重，改革这条路这么难，那么不改行不行？不改还真不行。第一，这种试点的工程，成就有，问题也会有。还有一个对比问题，十根手指按一只跳蚤能按住，等到你一根手指要按十只跳蚤，就来不及，就按不住了。现在体制的问题，可以说是突发事件，这么大的国家，偶发的，概率很低。但这种事情多了以后，真得想想跟我们改革之间的关系。征地制度、卖地制度，政府可以一手征、一手卖，不改的话，将来按都按不住。还有权力腐败这种事，将来按得住吗？我的结论是按不住的。与其等到按不住的时候后悔，不如趁现在问题没有严重之前下决心，这是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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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涉及人口统计学。现在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早不是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是在几年前认识到这点的。我们一讲改革对不对，会有一个改革前的参照，我们好歹下过乡，好歹经历过那个时代，所有的场景在脑子里边有记忆，所以一看改革开放就觉得进步是显著的，问题是，我们不是主流人群了。主流人群是“80后”，他们的参照系和上一辈人不一样，通信、信息开放多了，我是1985年第一次离开中国的，安排我去南斯拉夫（必须先去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按照1985年的标准，看中国到现在发生的变化，所以这代人再怎么说，有一个基准。再加上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我们才考上大学，因此对已经有了的改革政策，总是有一个基本的东西。主流人群不这么看问题，你看主要的消费者是谁、主要的工作者是谁，我去阿里巴巴，每一个事业部都是很年轻的人，每个事业部自己定游戏规则。休息的时候干吗？我去访问的其中一个事业部，休息的时候全部倒立，我是没有见过这个场面。一到休息的时候，都倒立，有人讲话的时候，都躺在地上，一大厅的人愿意怎么坐就怎么坐。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这些人的时代，他们怎么看社会，他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你要跟这个抗，没有胜算。还有“90后”，还有“00后”呢，一茬一茬可快了，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有他们的语言习惯。这是第二条，我认为非改革不可，不改革不能满足他们。所以，就得听听大部分人怎么说。年轻人的标准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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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是我着重想讲的一条，什么叫作“机会损失”，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组织，花同样的时间，能得到的最大的力量有多大？如果得不到就是损失，就是丢了，丢了什么，丢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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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未来看，中国五千年文明，2014年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早就是第一大了，唐朝就是第一大，然后还挺高兴。想想，机会损失多少？应该做得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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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30多年改革到今天，进一步改下去，我相信以后的人会觉得很可惜。因为你能得到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层次的意思。加起来看，就是不改革不行，混不下去，难题、状况此起彼伏。另外，主流人群变了，年轻人当道，他们的参照系、他们觉得社会应该是怎么样，越来越具有主导地位。第三个，从我们国家的长远来看，应该有很大的一块所得，拿不到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国家。从这个角度上讲问题，不进一步推进改革，恐怕是满足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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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怎么改革，有很多讨论。第一，得摸着石头过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在我们看来，顶层设计主要还是基本方向的确立。整个国家到底往哪一个方向走？这要有一个整体意识。我们国家一直是有整体意识的。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日本人打到中国，占领中国国土，当时的整体意识是抗日。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整体意识是民主建国。1953年以后，这个整体意识现在来看升级升得过快，原来是18~20年的过渡，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等等，但是1953年以后加大筹码，赫鲁晓夫一上台，我们和苏联较劲，看谁先进入共产主义。本来想快的，最后退回来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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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领导人以为通过阶级斗争，通过组织不断的斗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文革”后期，周恩来等人提出“四个现代化”，提出这个整体意识。什么叫现代化，不是像原来想象的一个国家要先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总得在当代变成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国家，总要让国民过上比较正常的、好的日子，要让国家在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包括国防现代化，这是一致的。然后就是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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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虽然整体意识不是那么清晰，但是一直是有的，不是完全没有。麻烦就在于怎么实现。有很多现实问题，10亿人口，8亿是农民，怎么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实现现代化？所以顶层和顶顶层的东西不要很多，但是要明确、要持久。困难是怎样一夜之间从顶层当中找到这个整体意识？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我相信改革是同一个问题，现在的基本目标是确定的，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有各种表述，但是这三个关键词一定在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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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找到这个路线。像市场经济，那么多“半拉子”改革，怎么往前推，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些年研究中国改革经验的一个新路子，中国所有的难题，讲破天，底下都有一些办法在准备着。中国不存在完全没有办法的问题。这个道理很简单，其实就是，既然存在一些让人难受的东西，有人难受，就总会有人来找办法解决这种难受。问题是底下找到的办法，上层认可吗？上层建筑承不承认，给不给政策地位，给不给法律地位？这些年的改革，推进的经验在里面，前进的轱辘在里面，问题也在里面，不是说没有办法，有很多办法，问题是久拖不决，不能上升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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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北京讨论土地能不能流转、农房能不能买卖，到下面一看，温州的农房买卖早就蔚然成风。现象存在几十年了，问题是我们对这个现象的提炼、概括、上升卡住了，法律迟迟不修改，迟迟不动。最后开口宣布农房可以买卖、流转，说本地的农业户口可以买本地农业户口的房子，从村扩大到一个县。我到底下去问，本县谁来买房子？没有。所以最近李克强总理讲的一句话，我觉得有道理，很多事情不要再试点了，试什么啊，看明白了就下决心吧。我们现在把试点变成不改革的一个办法，实在扛不过去了，就试点，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个试点！试了以后要提炼，提炼了以后就变成政策，地方政策地方立法，全国政策全国立法。现在有关法律的现象很丰富，讨论了半天有没有，去底下看，都有。外汇买卖，你说哪儿没有，多少钱转不出去、转不进来？！都能转！法外现象实际上到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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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反过来，有些行为损害他人、损害社会，这个要制止。现在很多现象其实不损害他人，但明显是违规违法，打击不过来。我们人口有“黑人”，我见过很多大小伙子说自己一生下来就罚15万，这样的人一大批。打车有“黑车”，我打过很多次。基本规律就是“白车”跟不上的地方，“黑车”就停。为什么我们合法的服务那么差呢？上海的出租车到了杭州，不许拉客回去，杭州的出租车到上海，也不许拉客回去，白跑好几百公里啊，路上要油钱、要过路费，司机不得急死啊。他就想其他的名堂，各种名堂最后就发生了，其实就是拉着客回去。然后我们说要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你看看现在违法违规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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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总要让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在法律的框架内，不要轻易把他们轰到法律外面，法外行动多了，大家不尊重你的法律，我生下来就是法律以外的，怎么尊重你的法律？我的看法就是，要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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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有很多办法，用不着重新想新的，当然很多办法很粗糙，可能只在某个地方可行。能不能对办法做一些改进？这个其实不难。把很多人无端放在法律框架之外，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否则对社会治理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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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要讲的是利益和观念。很多人说既得利益，所有经济体制都会形成利益，但是我的看法是观念的问题，利益是有观念的。什么叫利益，什么叫损失利益？要高度重视这个关键领域。科斯先生、一百来岁的老人家研究中国，最后结论是，关键是要有思想市场，不同看法可以讨论。讨论当中，整个社会的民主观念逐步发生改革，重新看待利益。城里人不准外地户籍同学来考试，说会加剧竞争。这是观念问题。假设在贫穷这个领域你歧视他，但是你在别的领域受歧视，你高兴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社会才能有长远利益。利益和观念之间是有关联的，是有观念定义的。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关键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如果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解放思想、观念僵化的话，很多改革就无法展开。我相信这个经验到今天还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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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渐进改革，但是改革也是革命。为什么很多改革拖下来呢？总是说慢慢来，关键的步伐迈不出去。是不是迈出关键的一步和渐进就冲突呢？这个问题有人提出过，改革是在同一个国家框架下完成的，所以当然是渐进的。无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不可能一天就把事情改出来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得深一些，力度到位一些。你看进化论，猴子是怎么变成人的，是怎么站起来的？不是慢慢站起来的，慢慢站起来很难。他是一下子站起来，站不住，倒下去，过一段时间再站起来，站的时间长一点，再倒下去，再站，慢慢就站住了。这是一种进化论。改革是同样的道理。有时候不试不知道，不知道能站多久，站不住也没有关系，还有下一步。20世纪60年代河南、安徽等很多地方都大面积搞包产到户，后来我们调查这个问题，追溯到温州永嘉，农民发现大锅饭不行了，搞了包产到户，被打下去，因为认识不一致，认为这个危险；后来又搞一次，又被打下去，很多农民都知道这件事，所以1977年第三次站起来，加上北京城里观念的变化和政策结构的调整，最后站住了。其他的关键领域改革，怎么看都要运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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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调查要素市场，一千多家企业，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主板市场？最近很多小企业可以通过柜台交易、店头交易来获得融资。这个现象不是今天才出现，1996、1997年，全国形成了一波店头交易的市场热潮，我访问过山东淄博当时乡镇企业试验的柜台交易，55个企业在那里挂牌上柜交易。后来青岛一家、济南一家，全国各地一哄而起，出现20~25家，有些地方就出现乱象了。当时济南把一家桑拿浴挂了上去，有个记者写了内参，朱镕基一看就火了。后来阿尔巴尼亚发生集资风潮，然后就争论这个现象。这是一拨。第二拨场外交易起来，全国各类名目的场外交易市场累计不是二十几，而是三十几。你看一拨起来，一闹，下去了，再来一拨。我的看法，改革和进化一样，就是一拨一拨地起来，试试看、站站看，不可能渐渐站起来，这是比一下子站起来更难的一个动作。有时候就一次做到位，持续时间不长也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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