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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让地方竞争（或单项考核地方政府）市场以外的其他定量指标，实际是背离30年的市场改革，回到漏洞百出的计划体制。当地方竞争GDP之外的东西时，信息和激励机制方面的基本问题无法解决，地方政府会为了竞争某些定量指标不惜作假，不惜牺牲其他，由此会恶化一系列相关问题，导致灾难性后果。最坏的极端例子就是“大跃进”。“大跃进”就是地区竞争出来的，人民公社是当时中央鼓动、地方实验、地方竞争产生出来的，这场地方竞争酿成了古今中外空前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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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为例，金融领域改革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全面的体制问题。首先，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以新面目重现。计划经济时期直到90年代后期，国有部门都受制于严重的软预算约束。90年代后期起，经过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国有银行，以及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得到了基本的遏制，但是，近年来这个问题又以新的形式重现。典型的例子是还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那些规模巨大的央企。这些融资平台以土地和财政收入做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它们既无财政纪律约束，也没有可信的破产威胁，因此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借贷，在软预算约束下，大量投资到低收益项目上，由此造成一方面GDP增长，一方面资不抵债。如此持续发展，最终会拖垮整个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由此可见，软预算约束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效率，威胁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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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国家垄断。这种国家垄断不仅导致软预算约束，还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加剧不平等。垄断的国有金融部门向国企和地方政府提供全世界最廉价的贷款，牺牲了储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些缺少投资机会、更依赖储蓄的低收入民众的利益。金融垄断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减少民众创业增收的机会。国有垄断金融部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利用自身在体制中的政治力量，阻碍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而相比之下，民间部门在政治立法体制中缺少代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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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中国，土地是国有的，国家垄断金融和土地国有制相结合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例如剥夺公民，尤其是剥夺农民使用土地做抵押融资创业的机会；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以土地为抵押从国有银行大量贷款，投资到许多低效项目上，对银行安全乃至金融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纵观世界，所有金融发达国家的制度都是以私有土地产权和私有产权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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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司法不独立和缺少法治，中国的金融监管屡屡失效。新闻媒体多年来披露的大量金融丑闻都源于因司法不独立和法治缺失导致的监管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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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体制入手，以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效制止经济下滑。其中的核心和当务之急是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从全球经济来看，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高低和该国中小企业的比例高度相关且成正比。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压制中小企业，压制市场机制，进而压低GDP。中小企业的发展还和大家都关心的收入平等问题紧密相关。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最多的就业都是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发达，就业才发达，居民收入水平才高。为此，必须降低中小企业的进入壁垒，保证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同时还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宽松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不应过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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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长期来看，体制改革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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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立民营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尤其要破除金融垄断，大规模开放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金融领域，金融监管包括银行监管应该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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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承认和保护公民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可以推动延长租期、允许土地抵押、以法律形式限制各级政府征地权等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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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动设立完全脱离地方的专业法庭，包括金融专业法庭、土地专业法庭等，帮助部分解决这些领域里的司法独立问题。以此为起点，扩大独立司法的范围，自下而上推动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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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推动地方选举，完善村级选举，尽快推动镇级选举，尽早准备县市级选举。选举包括行政首长和地方人大代表，自下而上推动选举制度的全面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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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确立各级人大作为立法机构的基本权力。当务之急的第一步是地方财税权力。至少可以从县市级起推动，保证地方立法机构约束地方政府的财税行为。自下而上推动立法机构的独立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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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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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不改革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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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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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进行了35个年头。35年对中国历史而言只是一小段时间，但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体制而言，又是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代。这场巨大的转型绝不仅仅是一场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变化。从更深一层讲，这场转型意味着中国从一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的国家，过渡到一个以工商业、城市和市民为主的国家。想象一个几千年以来占全人类1/5以上人口的巨型农业社会在30多年内进入现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GDP从占世界2%上升到10%以上，中国对于中国自身和世界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变化，更是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产生，也在继续产生同样巨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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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习惯用“革命”理解20世纪中国前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巨大变革，“改革”是我们理解这场巨大变化的关键词。我们日常所说的改革又有两层含义：狭义的改革和广义的改革。狭义的改革，是指对计划经济以及一系列管制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这种理解已经无法让我们理解当下改革的真实含义。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之后的今天，许多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已经成为改革的负担，而有限的、不彻底的改革有时会通过制造既得利益而成为真正改革的“敌人”。现在我们很多改革其实已经是以改革体制为目标的新一轮改革。从历史上看，从来就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改革永远是一个不中断的事业，我们现在的改革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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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坚持改革，还必须提倡一种广义上的改革，一种通过主动的国家转型来应对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战略选择。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这样的改革？因为中国目前经历的历史性转型规模之巨大，问题之复杂，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历史上也许都是空前绝后的。例如我们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矛盾，如何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和谐发展，如何保证社会稳定地转型，如何确保国内政治的平稳发展，如何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随着中国和外部环境不断变化，这些复杂的问题还会不断涌现出来，而我们没有任何历史上和外国的先例可以模仿。而且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体系性和综合性的，除了国家力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全面应对。所以说，只要中国未来的前途面临问题和挑战，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坚定不移地把改革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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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术界而言，中国改革也催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改革学”的东西。“改革学”既是国内社会科学的主流，也是海外当代“中国学”的核心。对于我自己而言，“改革学”始终贯穿了我的学术研究和时事关切。我一方面试图从历史、现实和全球化的维度对中国国家、社会、文化等理论问题展开理论思考；另一方面，努力从改革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和挑战入手，通过一个学者对社会关切的方式阐述我自己对改革的各种认识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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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学”不同于一般的书斋式研究，它的历史使命是要推动改革进行下去，为中国改革提供知识和智力的支持。所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改革的困难和动力都是“改革学”的研究重点。我的学术研究和评论也非常重视这一课题。基于对中国改革问题的研究和观察，我认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改革，而是因为不改革。改革所产生的风险，是可以理性地加以控制和解决的，而对于不改革所产生的风险，任何人也控制不了。我经常说，“不改革，而被改革”，“被改革”就变成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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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不改革的症结在于改革动力不足。在当前形势下，我觉得至少有三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改革动力。第一，权力集中和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早期改革的特点是分权，把权力分到地方、企业和社会，让它们去执行改革。但现在的改革不一样，需要集权。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集中，很难克服庞大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同时，改革也需要有人担当和负责，改革是一种责任制。责任制表明各级主要领导人要把改革责任担当起来。根据这两个需要，在中央层面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省一级政府也成立省级改革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来担任。但集权又会影响改革的执行。从前的改革是分权式的，大家已经习惯了，现在要进行集权式的改革，就觉得不习惯了。很多领导和政府官员因此对改革并不热心，好像改革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主要领导的事情。一些人的心态是：“反正权力都在你手里，那么你去改革吧！”所以，一定程度的集权化和责任制是改革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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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今天的改革与反腐败同行。改革需要反腐败。腐败盛行，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如果社会不信任政府官员，那么政府即使推出最好的改革方案也会无济于事。不过，客观地说，反腐败对改革也有些“负面”影响。各级干部官员中，一些人现在心里不定，担心自己会出事情。于是，一些干部就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在反腐败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在建立一些预防腐败的机制，总体上说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因此，一些省份就开始搞权力的负面清单，明确规定干部官员不能做什么。但是如果这张负面清单过长，领导人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例如，个别省规定，省主要领导人不管财政、人事、项目等等大权。改革当然不能和腐败等同起来，但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常见的腐败现象。我们对腐败还没有科学的界定。如果不对腐败做科学的规定，那么要各级领导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对腐败做科学的界定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相对独立的司法和纪律检查体系，法律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改革的另一个前提是对反腐和纪律检查体系进行改善，让法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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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改革”的风险也来自改革的主体没有明确。改革的顶层设计由中央来做，但在大部分领域，尤其是地方、企业和社会层面的改革，中央并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是地方、企业和社会。因此，如何发挥地方、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是改革实施的关键。现在大家在宣讲改革。不过，历史地看，改革不需要做很多宣讲，要做很多宣讲的改革就很难做好。20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农村自治制度的建立，90年代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革，都没有什么宣讲，地方、企业和社会各方面自己就动起来了。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都是集权的改革，照理说这很困难，因为要把财权和金融权从地方集中到中央来。但当时的改革采用有效的策略也成功了，而且也没有做多少宣讲。那么，为什么现在计划好的改革和改革的主体都动不起来呢？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从前的这些改革主体现在已经演变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了。这话说得也对，但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改革的不可能，八九十年代既得利益群体也是存在的。这是改革的策略问题。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都没有向新利益倾斜。没有新利益的出现和成长，改革者的权力再大，也不足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其实，这些新利益已经初见端倪。未来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就是让这些新的力量，例如网络社会、私营企业和新兴中产阶层，在国家主导的改革中扮演更为积极活跃的角色。成功的改革需要中央的规划和引导，也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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