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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坚持底线思维、采取适当的缓兵之计后，要及时发出明确信号，坚决防范全社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老百姓)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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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确立严明的市场纪律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进改革，才能使已经出台的或即将出台的改革措施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才能不使改革流于形式，不使社会出现“法不治众”的被动局面(例如，目前各地政府纷纷做出的担保，其实早在1995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已被视为违法)。至于具体信号怎样发出，要有艺术，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既要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又能让市场拒绝有风险理财产品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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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与此同时，必须按中央部署，加快推出其他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只有通过统筹协调相关方面改革，处理好过去几年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稳住经济、稳住社会的大前提下，整个改革才能真正加快。而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强调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就是为了构筑防范过去问题重犯的制度基础，确保今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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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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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货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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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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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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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大趋势？习近平总书记近期调研时强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我们把这一提法称为“习近平常态”（Pi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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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习总书记提出的“三期叠加”，我们总结了“习近平常态”的核心特征：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二是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即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三是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即保持政策定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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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的新常态：内外红利衰退，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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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大红利的驱动。从供给端看，内部的人口红利带来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推升了储蓄率和潜在经济增速。从需求端看，外部的全球化红利带来了外需的爆炸式增长和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外向型增长模式的基础。但目前来看，内外两大红利正在加速衰退，甚至变为拖累，这势必导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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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经验来看，高增长之后的换挡也是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排除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这样的小国，剩余10个经济体基本上都从第三个10年开始减速，第四个10年能保持7%以上增速的只有中国台湾地区，其余经济体基本都掉到了4%以下。而中国大陆目前已进入高增长的第四个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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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端的新常态：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出现拐点，潜在增速下滑，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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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抚养比从78.5%一路下滑至37.8%，劳动力人口即15~64岁人口占比从57%升至74.5%，在此带动下，国民总储蓄率从30%左右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53.4%。但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迎来拐点，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加速上升。未来10年，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的冲击将加速显现，老龄化趋势将愈发明显，劳动力人口占比将降至7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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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的恶化起码会从三个方面拉低潜在增速。首先，拉低储蓄率，而不论是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现实的国际经验来看，储蓄率与经济增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次，会继续抬高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逐步丧失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未来的世界工厂将向东南亚、“金砖”、拉美、非洲国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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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国际经验看，人口拐点往往意味着房价拐点，美国劳动力人口占比2006年见顶，2007年房价开始转向；日本劳动力人口占比1992年见顶，1991年房地产泡沫就已经开始破裂。虽然中国51.8%的城镇化率仍远低于美日房价泡沫破裂时的水平，未来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刚需能对房价构成一定支撑，但奢望房地产市场延续过去10年的辉煌已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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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人口结构的冲击是个缓慢过程，并不会引发潜在增速的断崖式下行。首先，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同时，人口的素质结构也在变化，劳动力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数量虽然都在减少，但随着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的后续效应加速显现，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将明显提高，对冲劳动力数量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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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府的人口政策将加快调整步伐，目前“单独两孩”已经放开，根据卫计委的预测，近几年每年出生人口将因此多增200万人左右，长期来看，有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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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的新常态：全球化红利衰退，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外需和外资从涨潮到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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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21世纪最初几年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外需膨胀，外资涌入，双顺差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引擎。从贸易渠道看，伴随着发达国家一轮史无前例的加杠杆，其储蓄——投资负缺口不断扩大。再加上中国加入WTO和人口红利带来的出口竞争力的迅速提升，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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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渠道看，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浪潮，推动全球流动性迅速扩张，外资大量涌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但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已经逐步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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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贸易再平衡正在加速。从需求角度看，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之后私人部门去杠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公共部门也开始去杠杆，去杠杆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储蓄——投资负缺口和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收窄。从制度角度看，内需不给力，各国开始加大力度抢外需。美欧搞TPP、TTIP实质是变相的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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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WTO红利将逐步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所谓ABC WTO(Anyone But China，意为排除中国在外的WTO)的巨大挑战。从技术角度看，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投资收益逆差以及货物贸易中的能源逆差正在逐步吞噬一般货物贸易日渐萎缩的顺差，未来中国经常账户可能全面陷入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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