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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情形，我认为：第一，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在产能基本过剩的情况下，已到了增速下台阶的时候了。而且不是在一段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慢慢地下行，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降下来。第二，政府决策层不能再依靠高投资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了，如果这样的话，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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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三个“保险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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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移，但是在短时期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8%之下，但仍然是在惯性高速增长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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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判断?目前中国经济至少还有三个“保险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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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目前各项储蓄超过106亿元，加上中国经常项目仍然是顺差，这说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是储蓄大于投资，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不会像美国在2007～2008年那样出现严重的次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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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81万亿美元，预计到2014年会超过4万亿美元。这无疑又给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多了一道保险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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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随着这几年外汇储备的增加，基础货币和央行的资产也大幅度增加，为了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20%的高位。这确实有很多弊端，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主要是货币市场供给一直很紧，利率尤其是影子银行的利率很高，导致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但实际上也替所有商业银行“扣押”下来了超过20万亿元的备付金，这意味着大多数商业银行破产倒闭的风险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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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看来，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降，但是中国经济短期还不会出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不能认识到这一自然趋势，而人为再靠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来“保增长”，这样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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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讲稿，发表时有部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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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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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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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到了转折的十字路口。经济增长的逻辑面临根本的改变，与此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也需要全面转变。但路径依赖、原有资源配置对新结构的制约、转型过程的“破”和“立”关系的把握，都给中国经济“脱胎换骨”带来难度和风险。中国需要直面挑战，充分利用其拥有的资源和制度优势，承担必要的成本和风险，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完成“华丽转身”，为中国经济增长开创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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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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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增速下降只是需要面对的事实。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已有所下降，但这只是需要面对的现实。较低经济增速是与资源状况相适应的，是可持续的，能实现资源充分使用的，特别是能保证充分就业的。当然，如果不承认，或者市场没有及时面对这个现实，则可能发生资产定价错误，产生政策失误，从而给经济运行带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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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转型。以往存在明确的产业方向，通过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以生产为中心，“跑马圈地”式粗放扩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阶段基本结束。民众需求从生存转向生活，从使用闲置资源转向优化配置资源，社会快速老龄化。我国经济需要逐步形成内需驱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我国的分工体系将得到拓展，对有助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制度需求强烈，特别是对社会服务、法制、金融等需求上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成为企业竞争的重点。通过激发活力的单一制度变革，在原有制度体系下的修修补补，已不足以应对经济转型。我国需要理念和制度体系的根本转换，需要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既需要引导这轮伟大的转型，更要实现职能的转变，弥补社会服务不足，转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建立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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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较为急迫的挑战，是资源错配和体制机制扭曲。当前我国经济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房地产——影子银行”循环，导致各类成本高企。为了把经济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过度使用需求刺激政策，延缓了经济转型，导致原有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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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于原经济结构的金融体系，在利润压力和实体经济错误信号的引导下，源源不断地将经济资源，直接或者间接配置于加强原有结构扭曲的领域，抬升了市场利率水平，恶化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挤出了新兴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金融体系的运行，建立在脆弱的政府隐性担保和房地产泡沫的基础上，原有的增长体系和潜在的新增长体系都已在竞争社会资源。在这种环境下，延缓经济结构调整，不仅积累系统性风险，还扼杀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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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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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政策空间有限，有效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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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存量调整和供给侧改革的环境中，所能允许的经济波动越来越窄，宏观经济调控空间越来越小，总量政策越来越无效，不得不借助部分行政性调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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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通过企业加杠杆的方式，刺激需求的空间已不大。2008年以来，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5000户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接近62%，各类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到166%，处于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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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源的错配，进一步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社会融资（扣除股票融资）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负债（扣除应收账款的增加）之间的差距保持在较高水平，大量的社会融资投到非工业企业领域。2010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负债水平维持在4万亿元左右，但社会融资总量快速上升到12万亿~16万亿元之间，两者之间相差8万亿~12万亿元。2008年之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占社会融资总额的一半左右，2009年以来，则下降到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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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的空间也不大。在实体经济缺乏明确投资方向的时候，财政的带动作用有限。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占投资的比重已超过20%，具有瓶颈或没有现金流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越来越小。财政赤字率已达到2.1%左右，考虑到近期地方债务的快速膨胀，财政债务空间也不大。粗略计算，我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处于40%~60%之间，地方政府的现金流越来越紧张。进一步考虑到快速的老龄化，养老和医疗等隐性负债严重，我国已不宜为刺激经济而继续累积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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