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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福建龙岩参观土楼，土楼是客家人南下以后在那里居住的，有些是上百户在里面住，外面有土墙。放火烧，土越烧越硬，包围也不怕，别人也打不进来，客家人靠的就是家族凝聚力。我参观以后很有感慨，临走时让我题字，我想了想，写了七个字：“人情道德一楼中。”土楼反映了一种道德关系，客家人在当初的蛮荒之地扎下根来，最终从这里走向全世界，这也是道德力量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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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调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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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有三种调节方式。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靠一只无形的手来支配资源的配置。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靠政策、法规、法律起调节作用，这是一只有形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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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力量调节是第三种调节。既是无形却有形，既是有形又无形。有形的是靠乡规民约来管理的，无形的力量就是自律，都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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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第三种调节真的存在吗？当然。在人类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市场，也没有政府。但人类社会存活下来了，而且一直在前进，是什么力量在调节？是道德力量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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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了市场以后，有了政府以后，在偏远的地方，政府力量是达不到的，市场力量也到不了，但是这种地方仍然有人居住，为什么？这就是道德力量在发挥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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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是个大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中，交易行为只是一小部分，很大一部分都属于非交易领域。家庭关系、家族关系、社交关系、街坊邻居关系等，都属于非交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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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交易领域中，社会生活靠什么运转？市场的力量进不去，因为这不是市场活动。政府调节只规定了界限，社会生活不能违背法律。但是，多数场合还是在道德力量调节之中。中国古代有句话：“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小乱，乡下人往城里跑，因为城有城墙，有兵把守，所以乡下人投亲靠友到城里来。大乱居乡，大乱的时候人往乡下跑，跑得越偏僻越好，为什么？因为城市是兵家必争之地，包围、断粮、断水、火攻、水淹，破城以后还大开杀戒，所以人们都怕了，跑得越偏僻越好。市场当时是瘫痪的，起不了作用，政府是无能的，在战乱期间管不了那么多。但人类社会存活下来了，就是靠道德力量起作用。这些都告诉我们，道德调节是存在的，是无形的，它不是市场调节，也不是所谓的政府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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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深化改革遇到阻力了，阻力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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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利益集团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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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制度惯性的存在。制度惯性在经济学里面又叫路径依赖，就是说老办法我习惯了，老的一套我适应了，所以人们不想变，也不准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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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有完善的、独立的市场主体。没有完善的市场主体，市场化改革是难以推进的。我们正在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民营企业的转型，来逐渐使市场主体完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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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就是信用体系的建立，也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道德力量的调节是重要的，在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的时候，它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以后，必须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调节，要有有效的道德力量，这样，市场才能更好地起作用。人一定要讲信用，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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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起飞需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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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写了很多书，包括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当时轰动了德国全社会。他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16~17世纪的时候在荷兰和英国产生。因为大家知道最早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在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意大利经济很繁荣，但意大利没有最早发展成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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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经济也很发达，但是中国也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为什么荷兰和英国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呢？我们用唯物主义史观来解释，我们讲物质生产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等，用这个来解释。韦伯是用一种伦理观念、宗教伦理观念来解释。中世纪的意大利是天主教社会，天主教的伦理观念是这样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赎罪，有两条途径供选择。一条途径：进修道院当修女当神父，把终身奉献给上帝。第二条路，你去不了修道院，就把钱捐献给教会，教会来替你做好事，你也就可以赎自己的罪了。所以当时的天主教会还发明了一种赎罪券，你买多少赎罪券你的罪就会少多少等等。这两条路现在看来都不能发展经济。人都不结婚，都进修道院去念经了，经济怎么发展？人把钱都捐给教会了，这也不能发展经济。所以天主教不能促进经济向前发展，意大利不可能最早发展成资本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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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认为，拿古代中国来说，中国以三种宗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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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宗教，外来的宗教，就是佛教。佛教在观念上教导人：这一辈子做好事，下一辈子就会过好生活；这一辈子做坏事，下辈子变猪、变狗、变羊、变马。所以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这当然很不现实，讲究轮回不能使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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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二种宗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是道教。道教分上下两支，上支的道教追求享乐主义，比如王公贵族追求长生不老、炼丹等，追求享乐。下支讲究平均主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就是道教徒的起义。五斗米道，出五斗米你就入道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这是平均主义思想，所以这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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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宗教，其实并不是宗教，而是我们所说的儒家思想。有时我们也称儒教。儒教就是要忠君，要做一个清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这样一种思想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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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认为，荷兰和英国之所以能发展成资本主义，因为当时实现了宗教革命，基督教分成新教和旧教，旧教就是天主教，新教有新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新教的伦理是这样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赎自己的罪呢？勤奋工作、积累财富、创造事业，因为是以上帝的名义在创造事业，事业做得越大，在上帝面前完成的任务就越好。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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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出现了“韦伯热”。韦伯已经去世多年了，为什么会掀起“韦伯热”？西方国家从韦伯的书里得到了启发，那就是必须要有一种创业精神。尤其是德国，战败了，德国人认为，如果没有创业精神，就不可能再起来了，所以就拼命地干，韦伯讲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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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一阵子也出现了“韦伯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必须有一种动力，一种竞争力。没有信念，没有精神，是不行的。信念需要精神力量。中国曾经落后那么多年，现在时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就应该贯穿这种精神，没有信念，没有信心，中国经济不可能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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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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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过很多红利，比如资源红利。旧的资源红利消失了，科学进步导致不断出现新的资源红利。旧的人口红利也会慢慢消失，因为廉价劳动力时代过去了，这个时候就要加强教育，培养新的人口红利。发展方式的红利很重要，发展方式的改变就产生了新的红利。但是所有这些红利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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