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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改革中，改革常常可以称之为局部改革，可以零敲碎打地进行。当时鼓励地方自主进行局部的改革，不需要整体方案，进行试错的改革，有弹性、可以伸缩的改革。倘若试验成功，国家体改委就会总结经验并在全国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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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顶层设计”这个词，就会容易让人“遗忘”改革中依然存在和不可回避的自下而上的过程，以及对地方政府智慧的尊重，同时，可能会忽略改革方案在自上而下的过程中的纠错机制，必须与差异化地方条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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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矫枉不能过正。以“营改增”为例，方案本身是设计好的，但在自上而下推广的过程中，也需要利用纠错机制不断调整。事实上，“营改增”的改革也并不是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而是采用试点的方式，试点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寻找一个纠错机制，如果中央拿得太多，则影响到地方的积极性，在试点中可以逐步调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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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之前领导人在各地调研，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重要原因。在现阶段的改革过程中，同样需要经验主义的自然试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就是想平衡一下，不能把改革简单地视作北京决定的、自上而下推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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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历届三中全会看，更多是聚焦在深化经济改革方面，而这次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名称上看，突出了“全面”两字，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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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次表述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但从三中全会对社会和老百姓的影响而言，更直接的影响是来自社会改革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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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出挑的角度排序，个人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是社会改革、政府改革和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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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设计复杂的方案，然后接下去会分门别类进行，而时间会比较长。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比方说现在铁道部已经进行了拆分，未来可能国家电力、国家电网等也将进行拆分，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老百姓并没有直接影响，短期内也不会产生剧烈的震动效应。而社会改革不同，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单独二胎”放开、养老、社保、医疗等方面的改革，都是立竿见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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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的方面，同样有亮点，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在司法改革方面提出要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检察权、“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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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如果能够加强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对于推进缓慢的政府改革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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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方面，从目前看，主要是寄托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未来2~3年时间的先行先试，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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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联邦主义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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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过程中，哪些领域是更迫切需要进行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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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表述看，是把财税体制的改革放在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国有企业改革难度最大，但在未来5年政府的改革路线图中，肯定是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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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国企改革主要难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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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就是央企转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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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转型第一是涉及国有股份是否可以更多地向社会开放，通过由民企、民资来持有，或由企事业单位持有来稀释央企的股权集中程度，政府依旧可以控股，但持股比例可以适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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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国有企业的分类问题。比如分为公益性的、经营性的、需要自然垄断的、需要竞争的、需要维持现有的组织架构还是需要拆分成更小的公司，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5年中进一步设计。虽然是个巨大改革工程，现在有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一独立的新机构，国企改革也会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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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次着墨较多的财税体制改革，可能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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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比较成熟的方案，一是资源税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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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中西部许多省份都是资源大省，可是资源税都不在这些省份手中，而是属于中央税，因此，在未来资源税改革中，可能会把资源税留在地方，地方在发展经济方面也有了与它禀赋有关的稳定收入来源，这样也有利于地方产生一个“造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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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看，很多资源大省在财政上更多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来弥补自身的财政开支，而在实施资源税改革后，一方面可以解决这些省份发展动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它们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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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财政部或者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方面的改革。这其中，又有两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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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财政部主导的方案：把地方政府很多的支出责任收归中央政府来“埋单”。减少地方财政在支出上的压力，这样地方政府就不会像现在过多地依靠土地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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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思路则是，既然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比较大，80%以上的支出都压在地方政府身上，那就把它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由现在的五成提高至七八成相称的比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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