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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一个原则性的方向，就是逐步使城乡土地“同地同权”。但这个更多的是涉及农村的经营性建设用地，个人认为，并不会过快地涉及宅基地。宅基地和小产权房问题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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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起码农村经营性土地进入流转市场，可以通过新的思路来解决：不再过多地通过政府征用使土地入市，现在考虑是不是可以使农民自己处理土地，收益归农民，这是基本的方向，但具体操作方案仍须国土资源部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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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会不会加速地价房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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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同权”意味着更多的土地可以流转，从而扩大建设用地量，因此，从中长期来说，可以增加土地的供给，反而可以对地价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起码可以使地价不会上涨得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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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价，我认为，需求持续旺盛是中国一线大城市的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而需求强劲源于经济增长。内地和中小城市的房地产问题主要表现为需求增长慢于供给，这是因为那里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而加快城市化有助于那里的市场出清。与一线城市完全不同，内地和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开发是要与那里的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看才能理解。在经济落后地区，以工业园区为抓手的工业化需要房地产开发的配合来实现地方政府的财务平衡(所谓土地财政)。而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缓慢。这是导致那里的存量房过多，需求增长慢于供给的主要原因。中国处于城市化过程中，这一过程至少还需要20年，在这过程中，大量的人口会涌入城市，二线、三线城市未来会吸纳更多的人口，从而带动对住房的需求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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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由市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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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落地后，接下来的执行同样重要，你如何看待本届政府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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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案很重要，但对改革的执行更重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改革执行力可能强化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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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皆大欢喜的改革，即不是通过牺牲一部分利益而改善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现在改革进入了“卡尔多改善”（Kaldor improvement）的阶段，即一部分人利益的改进必须要伤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如果改进的利益超过被伤害的利益，那改革就应该进行。事实上，在朱镕基任期内，国有企业改革时已经进入了“卡尔多改善”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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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改革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既得利益的调整。因此，在“卡尔多改善”阶段，就需要在改革过程中注意一定的技巧，不过，中国在这方面并不缺乏：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中，即使是皆大欢喜的改革，里面也积攒了改革的智慧，特别是在民间，一个行业或是一个企业，都会出现很多“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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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备受关注的中国经济增速，李克强总理2014年提出了“上限”、“下限”的概念，而你也撰文称“未来10年GDP潜在增长率约为7%～8%”，形成反差的是，国外机构不断有唱空的声音出现，如何保证实现这一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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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的改革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开局，可以很好地改善中国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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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投资机会的缺乏。看上去这似乎是个悖论，从收入上看，中国目前仍然只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国家，而非高收入国家，按照购买力换算，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理论上应该还有很多的投资机会才对，人均钢的消费量也仅有韩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钢铁又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很显然这就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是短期的总需求波动造成的问题。一般来说，总需求的波动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手段来解决，但李克强总理的思路是希望用长期的手段来逐步解决短期的问题。简单地说，他希望用改革和结构政策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结构升级了，自然就解决投资机会不足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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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升级观的角度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可能在未来保持7%～8%的增长率是可能实现的、正常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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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哪些产业或领域需要优先进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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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而不能由政府来设计。投资者和企业家才最清楚，哪些产品在市场上卖不掉，然后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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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选择的出路无非两种：一是产能转移，将国内市场需求很小的产品转移至非洲、印度等经济体;二是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做高附加值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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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对于接下来一段时间上海的经济发展，你有怎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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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比GDP反映出来的要高很多，从经济实际、人均GDP的角度看，上海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已经进入少数发达国家的行列中，经济实力可谓非常雄厚。现在的问题就是，上海如何来更好地服务全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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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上海要加快转型有关。上海要服务全国经济，就不能再以制造业为主，而是更多地以金融贸易、软体的经济为主，逐步变成金融中心，让要素在这里集聚、配置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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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十几年来，上海在转型上步履艰难，受到了各种牵制，而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上海面临的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就是，如何协调自贸区和自贸区以外的经济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自贸区本身要做的东西，二是如何利用自贸区帮助上海经济转型，三是利用自贸区辐射全国经济，即自贸区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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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上海需要研究的文章是，如何巧妙地利用自贸区的机制，帮助上海加快经济的转型。自贸区的敞口是向外的，理论上说与上海并没有关系，因此，这一机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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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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