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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要修订法律，因为这些高端市场都有一些相应的法规盯着，这些法规有正面的东西，但是从经验来看，也有反应过去观念跟不上，甚至一些部门利益包在法律里面。现在政府领导人理念是对的，一定要修订法律。现在有些法规禁止的事情不合理，法规授权的东西也不合理。总的来说对市场活动的禁止偏多、偏杂，对政府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授权范围过大。所以，一定要修订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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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面的法规修订有困难，应该用上海自贸区的办法，集中某些领域，我的看法就是在高端市场领域，授权进行准备新的法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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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首先要在高端市场做。具体到高端市场就是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关系要清晰。现在是边界跨越得太多，我的观点是，我们现在的高端市场非常像计划时代的工厂，计划时代不会管工厂，管的最后结果是非全面改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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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改组是督促国企改革的第三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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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论的国企改革，因“郎顾之争”骤停。那么通过上述市场平台是否可以解决此前“郎顾之争”的问题？我的看法，当时郎咸平攻击“定价不合理”，这在当时是有点求全责备，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今天这一轮国企改革，虽然讲的是企业改革，但抓手是市场，是资本市场，是把股权拿出来评价，进行公开定价，这当中是没有猫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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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国不少大银行到国际上上市，也有很多人持批评态度，但是这次批评就没有像“郎顾之争”那么凶，原因就是它是市场定价。你再说贱卖国有资产，它也是市场价，这就是汲取经验教训，把重点放在市场上。市场化改革就要以市场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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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现在各个部门都在学习文件，这需要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来推进。中国是个大国，改革不喊口号也不行，不喊口号就没有氛围，但是喊完口号后还得有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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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就是抓市场，围绕法律、管理体制、政府和市场关系、权力清单、负面清单、税收等关键问题进行改革，包括监管机关，都要靠市场去做决定。最后，应该抽调一些真正有市场经验的人到监管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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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很多管市场的人，从来没有实际的市场经验，想得挺好，但是根本行不通。世界上成熟的市场监管机构中，很多人都是操过盘的，知道市场波动以及实际运作，对各种猫腻心知肚明。但是我们这里监管官员都是标准的公务员，和市场实际隔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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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深改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可以在这个改革中成为督促改革的第三方机构。深改组很重要，它充当的是领导、实施并推进改革的角色。反正不能指望让利害攸关的当事机构去设计改革、领导改革。让既得利益集团主动放权，怎么可能做到？当年之所以成立国家体改委，就是因为当时如果让工业部门自己去改自己，不可能做到。实际上，这也是人之常情，自己改自己是很难的，自己拿个毛巾勒自己，舍不得的，所以一定要有权威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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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深改组是要换一个主体督促改革。所有的方案、方针、政策、程序的权力全部放在深改组，不能放在主管部门。如果是放在主管部门，可能永远改不出来，因为主管部门今天给你放两个权，明天就可能收回去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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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进一步的国企改革应该涉及哪些方面？首先，应该允许股权变动，不能教条地说社会主义就是政府控制企业。至于如何做，需要具体分类。股权真要变化，需要一个发现价格的公开平台。所以国企改革离不开资本市场。目前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低于国民经济表现的，如果改得好，可以释放市场的潜力，反过来更能支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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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改革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如果真想推进，让改革“落子”，可考虑集中在几个地方先开锣。现在，银行间市场、外汇市场和证券市场都在上海；另外，以重庆、成都、武汉、天津四个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为基础，可以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土地交易系统。要看到，市场交易会倒回去，推动土地确权与流转，因为市场会显示流转的好处。因此，以这些交易所为代表的高端市场，应该是深化改革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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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认为地方的利益只能在“半拉子”市场下才能得到满足。譬如允许地方发债，让市场来评估地方债或城市债，这是市场化的解决地方债务的出口。美国城市和基础设施怎么搞起来的？主要靠在市场里发债。中国就一定行不通？难道我们就只能靠低价拿农民的地，再高价去卖？所以今天国企改革的重点，还是要建立市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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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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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国企民营化过程是民权自由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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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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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改革议程，需要重建改革信心，因为在过去10年里，整个社会的改革信心遭到了严重破坏。10年前的“郎顾之争”现在又重新引起关注，就是因为“国进民退”使许多人至今无法消除对改革进程的疑虑。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一份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但是改革文件会成为可信承诺吗？人们还在期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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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领域需做出大力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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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描绘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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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价格改革，包括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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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准入改革，包括打破行政垄断、在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环节、开办民营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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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产权改革，包括国企产权改革、土地产权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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