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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还证明，经理人员的经营能力越低的企业，内部权力斗争越严重。当经理队伍由能力较高的人组成时，经理们更热心于生产性活动；相反，当经理队伍由能力较低的人组成时，经理们更乐于争权夺利。这里，起作用的仍然是比较优势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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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论的基本政策含义是，解决国有企业的“内耗”问题，必须从改革产权制度着手。不解决所有权问题，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就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国有企业很难有真正的起色。我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供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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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用自然人治理结构代替法人治理结构。自1979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一直是建立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实践表明，法人治理结构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因为所谓的法人治理结构充其量只能解决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问题，不能解决经营者的选择问题，从而也就无法解决长期困扰国有企业的“内耗”问题。只要选择经营者的人不承担经营风险，他们就不可能有积极性任人唯贤，权力斗争就是内部人获得控制权的最有效手段。相反，如果企业经营者是由真正承担风险的自然人所有者选择，经营能力就会成为他们选择经营者的主要标准，经理市场就可以形成，经理们就会将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生产性活动而不是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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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让内部人购买足够数量的股份。我们的分析表明，即便国有企业的经理仍然由政府任命，让内部人持有股票也有助于减缓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当然，内部持股制度必须精心设计，否则也可能带来很大的消极作用。比如说，如果只有总经理一人持股，并且总经理的股票是免费赠予的，这样的持股制度等于增加控制权收益，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缓为争夺总经理职位的权力斗争。但如果经理班子集体持股（个人之间可以有差别），并且获得股票时必须支付相当的价格，就可以减缓经理层的权力斗争。最好是规定只有持有足够数量股票的人才有资格当经理，而不是相反。特别是，如果股票价格定在平均经营能力下的企业价值的水平，低于平均能力的人就不大有兴趣竞争经理的职位，权力斗争就会减少。当前，股票期权制度备受推崇，并开始由政府推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的期权制度是与其自然人治理结构相对应的，如果企业经理仍然由政府任命，期权制度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权力斗争。企图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画出斑马是很难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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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限制政府官员选择经理的自主权。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经理们之所以热衷于权力斗争，是因为政府选择经理的标准太软，主观性太大，容易受权力投资的左右。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用法律的形式将用人标准客观化。比如说，如果年龄和资历是选择经理的唯一标准，内部人就不会有兴趣从事权力斗争了。学历和文凭也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尽管它们没有年龄那么客观（因为有假文凭）。根据考试成绩选拔经理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最简单的办法是用抓阄来决定谁当经理。当然所有这些办法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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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用股票赎买“元老”。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经理更不愿意退休的原因也与产权有关。在私营企业，经理持有企业的股份，尽管退休会带来控制权收益的损失，但如果有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接替自己，这种控制权收益的损失可以从股票的增值中得到补偿。相反，在国有企业，经理只有掌握控制权才能得到收益，退休只有损失而没有补偿，因此，除非身体特别糟糕，退休是不划算的。类似的情况在一些产权不清的民营企业也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应该退位的人通常正是那些为企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创业元老，加之，这些企业也没有类似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裁定谁该让位，要让这些创业元老一无所有地退位是很难的，不少民营企业就是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分崩离析的。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给该退位的创业元老股权。联想集团用分配股票的办法解决“元老”问题，真是聪明之举，值得所有类似的国有企业和类似的民营企业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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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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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第五章 全面深化改革与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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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不要拔苗助长，而要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而要积极稳妥……我们现在搞城镇化，不能单兵突进，而是要协同作战,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过快过慢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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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城镇化战略应当明晰的12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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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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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城镇化，可以说中国目前几乎没有现存的可完全沿用的制度与政策，而是需在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领域进行改革。因此，当前实施城镇化战略就是进一步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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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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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术语讲，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具体从衡量提高城镇化水平的角度看，在中国当前，要提高城镇化率的真实水平，除统计上意味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城市人口的增加之外，就其实质而言，而且在当前也是最难办的是，当农民离开农业和土地进城就业后，能否同样享受市民的公共服务与福利待遇？城市环境能否保持相对的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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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对总体经济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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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量农民迁入城镇，在农业总产出继续保持不变甚至增加的情况下，就总体经济而言，农民能进城就业，意味着一国经济总体的薪酬收入在增加，从而可增加消费，推动工业产出的维持或者增加(就社会、政治而言，是缩小了城乡分配差距，有利于稳定社会)。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城市面积在扩展，城市要新增包括住房、水、电、气、排污、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而可推动一国投资。因此，就经济而言，城镇化率的提高，意味着消费与投资的增长，意味着内需的扩大，意味着GDP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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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工业化、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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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经济史表明，城镇化与工业化高度相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工业化(包括农业产业化)的相伴产物。推动工业化(包括今天所提的信息化)的进程，必然同时是在推动城镇化率水平的提高。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也表明，尽管改革开放初中央并未提出城镇化战略，但随着30多年来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镇化率同样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1%。而且，哪个地区工业化水平高，自然城镇化率水平(甚至是城乡一体化水平)也相对较高。因为工业化率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城市中，工业就业人口在增加，农业就业人口在减少；工业产值占比在增加，农业产值占比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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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尽管两者定义域不同，但是有交集。由于城镇化进程客观上推动了投资与消费的增长，自然就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要全面完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就不仅仅局限于城镇化的内容。因为城镇化率的提高，直接意味的是仅仅带动与新增城市人口相关的消费与投资的边际增长部分，而涉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相当繁多、复杂。其不仅仅涉及与增量和存量城市人口相关的消费与投资增长问题，从机制与体制改革角度看，还涉及经济总体中以城市经济为主体的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权的改革、要素价格的改革、企业治理，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调整等各方面的制度改革内容，可以说涉及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的内容。因此，推动城镇化战略，是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但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恐还需要进行一系列除城镇化所涉内容之外的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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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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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是用现代工业、信息等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以新增投资为支撑)，形成规模经济，以提高农业生产率，解放了部分农业劳动力，从而给城镇的工业发展和就业提供了可能条件。因此，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会带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近似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都是有助于城镇化率的提高，所不同的只是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在产业统计种类归属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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