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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用股票赎买“元老”。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经理更不愿意退休的原因也与产权有关。在私营企业，经理持有企业的股份，尽管退休会带来控制权收益的损失，但如果有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接替自己，这种控制权收益的损失可以从股票的增值中得到补偿。相反，在国有企业，经理只有掌握控制权才能得到收益，退休只有损失而没有补偿，因此，除非身体特别糟糕，退休是不划算的。类似的情况在一些产权不清的民营企业也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应该退位的人通常正是那些为企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创业元老，加之，这些企业也没有类似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裁定谁该让位，要让这些创业元老一无所有地退位是很难的，不少民营企业就是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分崩离析的。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给该退位的创业元老股权。联想集团用分配股票的办法解决“元老”问题，真是聪明之举，值得所有类似的国有企业和类似的民营企业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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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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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第五章 全面深化改革与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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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不要拔苗助长，而要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而要积极稳妥……我们现在搞城镇化，不能单兵突进，而是要协同作战,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过快过慢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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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城镇化战略应当明晰的12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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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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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城镇化，可以说中国目前几乎没有现存的可完全沿用的制度与政策，而是需在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领域进行改革。因此，当前实施城镇化战略就是进一步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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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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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术语讲，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具体从衡量提高城镇化水平的角度看，在中国当前，要提高城镇化率的真实水平，除统计上意味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城市人口的增加之外，就其实质而言，而且在当前也是最难办的是，当农民离开农业和土地进城就业后，能否同样享受市民的公共服务与福利待遇？城市环境能否保持相对的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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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对总体经济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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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量农民迁入城镇，在农业总产出继续保持不变甚至增加的情况下，就总体经济而言，农民能进城就业，意味着一国经济总体的薪酬收入在增加，从而可增加消费，推动工业产出的维持或者增加(就社会、政治而言，是缩小了城乡分配差距，有利于稳定社会)。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城市面积在扩展，城市要新增包括住房、水、电、气、排污、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而可推动一国投资。因此，就经济而言，城镇化率的提高，意味着消费与投资的增长，意味着内需的扩大，意味着GDP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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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工业化、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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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经济史表明，城镇化与工业化高度相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工业化(包括农业产业化)的相伴产物。推动工业化(包括今天所提的信息化)的进程，必然同时是在推动城镇化率水平的提高。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也表明，尽管改革开放初中央并未提出城镇化战略，但随着30多年来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镇化率同样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1%。而且，哪个地区工业化水平高，自然城镇化率水平(甚至是城乡一体化水平)也相对较高。因为工业化率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城市中，工业就业人口在增加，农业就业人口在减少；工业产值占比在增加，农业产值占比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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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尽管两者定义域不同，但是有交集。由于城镇化进程客观上推动了投资与消费的增长，自然就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要全面完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就不仅仅局限于城镇化的内容。因为城镇化率的提高，直接意味的是仅仅带动与新增城市人口相关的消费与投资的边际增长部分，而涉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相当繁多、复杂。其不仅仅涉及与增量和存量城市人口相关的消费与投资增长问题，从机制与体制改革角度看，还涉及经济总体中以城市经济为主体的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权的改革、要素价格的改革、企业治理，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调整等各方面的制度改革内容，可以说涉及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的内容。因此，推动城镇化战略，是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但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恐还需要进行一系列除城镇化所涉内容之外的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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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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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是用现代工业、信息等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以新增投资为支撑)，形成规模经济，以提高农业生产率，解放了部分农业劳动力，从而给城镇的工业发展和就业提供了可能条件。因此，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会带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近似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都是有助于城镇化率的提高，所不同的只是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在产业统计种类归属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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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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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问题，是出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城乡社会、经济全局高度上提出的一个新的战略性要求。具体是立足于城镇社会和市民福利待遇的标准，瞄准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赋予了新的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从事物的规定性看，新农村建设问题着眼解决的仍是“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而不是城镇化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问题不是直接意义上的城镇化问题。但是，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加快农业产业化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又会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从一个含有工业和一定比例农业经济的地区看，在科学布局和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往往又会包括城乡统筹发展含义上的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布局和改善“三农”问题的措施。所以从总体上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不是一回事，但是仍有交集，是互相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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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镇化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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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从经济理论上看到了城镇化与工业化、GDP的相关关系，从各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看到了可以佐证的中国未来城镇化率水平仍可大大提高的潜在空间，从中国经济现实看到了2 .5亿农民工极差的生存环境、社会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带来的社会不稳现状，同时又看到了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长期靠出口推动的经济结构再也不能维持、中国经济高增长再也不可持续的险象之后，决策层统筹全局，提出了要稳定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加快推进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无疑，这一决策方向是正确的，是能为未来的历史所证明的。正如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的：21世纪世界上有两大历史性事件，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二是亚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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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战略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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