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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规划中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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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推进城镇化战略，制订一定的行动规划，等价于寻找确保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制度，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上述中国城镇化发展路径决定了，在复杂的环境背景下，研制城镇化规划必须贯彻突出重点的原则：一是规划不能面面俱到。要围绕完成城镇化战略的历史任务，将规划仅限于重点内容的有限范围。城镇化规划不同于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不能把城镇化视为一个“筐”，把本应在国民经济规划中规划的一般内容都囊括在内。没有重点，就等于没有规划。规划应多一些明确的数量指标，少一些定性的、无约束力的“原则话”。二是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规划经济建设那样，去规划具体的项目和资金总额。具体说，城镇化规划的重点绝对不应去规划实现城镇化是需要30万亿元还是40万亿元的问题。城镇化过程中投资什么，投资多少，资金如何筹集，原则上应交给市场。在当今中国体制下，突出投资计划只会误导地方政府，强化政府主导理念，助长沿袭过去粗放式的投资至上的增长理念。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化规划的重点，应是研究规划实现更高水平城镇化所需要什么样的市场机制，研究形成推动城镇化的市场动力机制需要什么样的配套改革。一句话，对中国推动城镇化有实质意义的规划，更多、更主要的内容应该是除去涉及技术性指标之外，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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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规划应包含两大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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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城镇化战略的历史任务和规划原则的阐述，未来的规划应围绕两大内容：一是根据一国生态文明和国土规划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约束条件，以确保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的城镇化。二是围绕提高民生水平、公平市民待遇这一核心内容，研究由农民变市民后应享受的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务的基本内容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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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就前者而言，应明确提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系列技术性指标。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基于科学测算农业用地基础之上的土地管理原则、城市人均用地指标、工业用地和市民居住用地比例、资源节约指标、森林湖泊湿地及清洁水等各种保护生态环境的指标、大中小城市及城市群建设中的各类技术指标(包括综合交通体系指标)等等。中央政府应尽快明确这些规划指标，并作为对各地推动城镇化的“紧箍咒”和“天花板”，予以约束，不许突破。这是中央政府搞城镇化规划的重要职责。这些指标对地方政府而言，往往不容易被重视，恰恰需要中央政府在各地大力推进城镇化之前，事先统筹规划，予以硬性规定。唯有这样，才能确保在未来大规模城镇化过程中能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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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就后者而言，应明确提出，今后凡对与城镇企业确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农民工，要取消对其的一切非市民化的不公平待遇。可以区分不同的内容，制定在若干时间内逐步取消不公平待遇的目标要求。原则上应在近三年内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切待遇。对今后新进城农民工的数量与速度，由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市场过程自发形成，政府恰恰不应该予以指定量化指标。但是对已离开土地、与城镇企业确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农民工，应对其享受大中小不同城镇市民该享受的公共服务，对各地政府提出明确的时限要求。这些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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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提出可由地方政府、企业、农民工自身三者共担，采取现金补贴、提供廉租房等不同形式，以各种方式解决农民工可接受的住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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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农民工逐步接轨、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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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农民工养老账户异地转移自由。由此形成的相关资金缺口，按迁转范围，由中央或省级财政分别统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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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农民工逐步接轨、享受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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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现农民工子女在当地城市上小学、中学的自由。对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原则上也应实现自由选择。可视不同情况，由各地提出三年内实现逐年取消限制的目标，报国家教育部门统筹后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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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有条件的省、市、县及县以下城镇，提前加快实现上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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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规划的“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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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实现以上的民生改革措施，意味着户籍制度等各项改革会水到渠成。同时又意味着，各地会在城镇化中遇到很大的财力制约，会暴露出中国当前由于诸项改革的滞后在拖城镇化的后腿，其中财税的改革大为明显。当然，滞后的改革还涉及土地管理、金融体制等，确实头绪繁多、情况复杂。因此，要制定一个真正有效的城镇化规划，若不明确相应领域的改革规划，最终是徒劳的。当前，可以借城镇化规划之机，围绕布局城镇化工作，先局部、部分地理顺与此相关的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力的关系，暴露财税体制的矛盾与困境，进一步帮助决策层摸清财税问题的线索，梳理、寻找财税体制全面改革的思路，同时可以倒逼与推动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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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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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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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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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要改变各级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动城镇化的办法，要通过市场运作和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划来提高城镇化效率。市场运作是基础，政府主要是顺势而为。其次，应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精神，建立跨城乡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以便资源流向效率和回报最高的地方。最后，要改革行政层级制度，重新界定市场的职责，重新组织城市财政。只要解决体制问题，提高我国城市化本身和城市效率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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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意味着人的亲近性、密集度和接近性，可以面对面交流、冲击，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技术，这是城市最大的功能。城市化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以上观点是经济学普遍共识，这和国内对于城镇化比较普遍的认识似乎很不一致。这也是很多问题分歧的起点，就是我们对城市化的功能有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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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型城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的城市化优先于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变成了土地开发。也就是说，城市化不是去发展思想生产，变成了开发房地产(行情专区)；二是“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各地争相建设超大规模的城市。城市专业化程度很低，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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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镇化发展道路，实际上我们已经讨论了好多年。最先是普遍认为城镇化进度太慢，和相同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比较低。大概是21世纪初期，中国的城镇化迅速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如“造大城”和“摊大饼”，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城镇化基本方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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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在整个改革和发展中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一些改革发展的基本问题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事先并没有弄清楚。在改革进程中，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些比较现象层面的问题上。实际上，基本问题没有弄明白，现象层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弄清楚的。所以，对于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我想谈的是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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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在现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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