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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改革的阻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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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革方案得到广泛认可，这个顶层设计不易，制订好的方案不容易，把好的方案变成现实更难。在我看来，公共治理变革要上下联动。从政府这个视角来看，行政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的下端，它能解决的是政企分开、转变职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上端，有四个更核心的要素，就是宪法的权威、政党的作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这四个是整个公共治理体系结构的上层部分，它更具有决定意义。所以要上下联动，不能只在行政层面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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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理解，在未来公共治理变革中，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过去这几十年的改革可以叫第一次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可以叫第二次改革。所谓既得利益，就是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它通过非公平竞争手段和方式，获取巨额利益；二、它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三、它获取巨额利益，主要指经济利益，但是也包括政治利益、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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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得利益的形态有哪些？我在2011年发表过一篇文章，系统分析中国目前既得利益的表现形式。我提出三个灰色：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既得利益主要依赖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朋友，在市场进行资本套现，一夜之间就变成亿万富翁，这是最大的腐败，真正的腐败。现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至少有三个形态，一是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二是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既得利益。这三大既得利益，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控制相当多的中国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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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中国环境下，既得利益至少激化了三种冲突：一是官民冲突，二是劳资冲突，三是贫富冲突。社会上弥漫着仇富仇官的心态，群体事件的后面、大量黑色资本的后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既得利益的影子。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既得利益作战，危险还没有过去，是我们战胜既得利益，还是既得利益最后吞噬我们，现在还难以下定论。所以二次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战胜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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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后，最高领导层不断对整个改革的趋势做判断，比如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改革没有坦途，改革要涉险滩，改革准备付出成本。决定还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这些说法，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的环境下，改革难度大、阻力大、风险大。那么再看，高层对既得利益怎么判断？十八大后不久，李克强说，动利益比动灵魂更难。习近平多次讲，要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没有直接用既得利益四个字，但是在我看来，他说的利益固化，主要就是指既得利益。包括他最近进一步对整个反腐败说很多狠话，刮骨疗毒，猛药治病，反腐败不设上限，清除害群之马，所有这些，都是有所指的。这些判断就说明，既得利益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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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阻力来自政府自身。政府不是有意识的阻力，其自身的惯性就可能对这次的全面改革形成阻力。这种阻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审批制度，一是部门利益。这三个因素有可能构成政府对这一轮改革的阻力。我们现在的审批制度，几乎可以看作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怪胎。李克强说，他这届政府一共要拿掉567项审批事项，2013年不到一年，就拿掉了334项。审批改革如果不到位，改革很难成功，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都是空的，而审批改革难度阻力是很大的。再一个是部门利益，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团体化。限于篇幅，我重点阐述观念的障碍。我觉得如果没有760万公务人员观念的变革，没有观念的更新，肯定成为改革的阻力。观念中核心的有三个：政府的角色观念、服务观念、法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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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法制观念为例，大家都很清楚，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即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相反的。公民权利在法律上规定的是不能做什么，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但是法律规定对政府来讲是你只能做什么，没有规定的你都不能做。所以才有一句话叫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另外一个解读就是政府的所有作为都要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是乱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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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上任以后，非常重视法治，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讲到法治中国，要树立宪法的权威。他所以强调法，我认为有两个考量，第一，基于“文革”的教训。“文革”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无天，法治完全被破坏了。刘少奇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拿着本《宪法》，在他中南海的住所里，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一部《宪法》保不住国家主席生命安危。刘少奇后来被紧急疏散到河南开封，死了以后放在开封地下室的过道里，这是“文革”导致的悲哀。现在第二个考量，我认为与薄熙来有关，就是重庆打黑。不是说打黑不好，但是打黑不能离开法治，离开法制，可能该打的不打，不该打的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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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到当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讲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可贵的不是令人眼花心乱的科学技术，也不是文人们写的那么多浩瀚的著作，而是人类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让他不要害人。布什说，这个笼子就是国家的法律。布什继续说，他现在正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所以我说，如果没有正确的法制理念，我们的官员都可能成为这次改革的阻力。所以，中国在这样的环境下，就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来化解阻力，靠共识，靠思想解放，靠创新。如果当年没有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文革”难以否定；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改革到不了今天。所以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实施，又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越敢出手，越敢在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我们面临的危机风险越能够化解，越能够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会越巩固。反过来，越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敢出手，不仅危机难以化解，老百姓信任难以获取，甚至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本身。这大概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改革发展的辩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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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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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直面中国经济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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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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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与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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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现实状况的正确认知与解读，是对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进行顶层设计的基本前提。我们所关心的是，在人的自主性增强、社会现实出现复杂的多样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急剧分化、社会发展的未来呈现极大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观点或意见纷呈而共识不断流失的状况下，我们能否重构与人类文明发展目的相一致的改革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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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与信息技术革命把整个人类文明带入风险社会相一致，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也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风险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增强。正确认识阻碍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并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改革阻力，使现实的不确定性中内含着一个确定性的未来，是我们当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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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进程与发展经验表明：不确定性与现代化结伴而行，是人类社会在对现代性的苦苦追求中的一种常态化趋势，是当前文明发展现实状况在人头脑中的正常反应。唯其如此，不确定性这一概念才成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尤以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为代表。它的总体特点是对现实的合理性提出思考、质疑和评判，并企图确定从当前状况中演变出某种结果，从而能对文明的未来或合理的现实性做出一个确定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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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不确定性都是对社会总危机的一个正常反应或总概括。在西方思想流派中，后现代主义者们基本是破坏多于建设，对不确定性社会的来临无能为力，几乎没有提出像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对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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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一个差强人意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其后成为一个实践样本，但其解决方案目前也遇到了大麻烦，伴随着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而陷入窘境，加深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认识，对文明未来的悲观主义预测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人类急需知道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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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德国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是基于对现代性社会或当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界定，并企图在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制度演变的张力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或未来的确定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或内在品性。之所以对风险社会及不确定性理论做此概括，目的还是要对当代中国是否进入风险社会确立一个分析框架，以便对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或不确定性进行诊断，确定中国社会避免风险并进行有效改革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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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对当代中国社会现状进行正确的理论认知与解读，必须立足于我们对社会本质的再认识，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改革与发展所依据的价值是什么，并由此对发展中的现实进行批判，形成和凝聚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共识，消解社会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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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信息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进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的内部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谋划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使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我们必须本着批判现实主义理念对发展中的现实进行剖析和判断，找出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与不足，以便使中国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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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风险社会的改革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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