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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法制观念为例，大家都很清楚，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即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相反的。公民权利在法律上规定的是不能做什么，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但是法律规定对政府来讲是你只能做什么，没有规定的你都不能做。所以才有一句话叫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另外一个解读就是政府的所有作为都要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是乱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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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上任以后，非常重视法治，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讲到法治中国，要树立宪法的权威。他所以强调法，我认为有两个考量，第一，基于“文革”的教训。“文革”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无天，法治完全被破坏了。刘少奇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拿着本《宪法》，在他中南海的住所里，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一部《宪法》保不住国家主席生命安危。刘少奇后来被紧急疏散到河南开封，死了以后放在开封地下室的过道里，这是“文革”导致的悲哀。现在第二个考量，我认为与薄熙来有关，就是重庆打黑。不是说打黑不好，但是打黑不能离开法治，离开法制，可能该打的不打，不该打的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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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到当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讲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可贵的不是令人眼花心乱的科学技术，也不是文人们写的那么多浩瀚的著作，而是人类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让他不要害人。布什说，这个笼子就是国家的法律。布什继续说，他现在正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所以我说，如果没有正确的法制理念，我们的官员都可能成为这次改革的阻力。所以，中国在这样的环境下，就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来化解阻力，靠共识，靠思想解放，靠创新。如果当年没有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文革”难以否定；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改革到不了今天。所以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实施，又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越敢出手，越敢在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我们面临的危机风险越能够化解，越能够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会越巩固。反过来，越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敢出手，不仅危机难以化解，老百姓信任难以获取，甚至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本身。这大概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改革发展的辩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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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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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直面中国经济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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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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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与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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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现实状况的正确认知与解读，是对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进行顶层设计的基本前提。我们所关心的是，在人的自主性增强、社会现实出现复杂的多样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急剧分化、社会发展的未来呈现极大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观点或意见纷呈而共识不断流失的状况下，我们能否重构与人类文明发展目的相一致的改革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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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与信息技术革命把整个人类文明带入风险社会相一致，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也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风险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增强。正确认识阻碍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并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改革阻力，使现实的不确定性中内含着一个确定性的未来，是我们当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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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进程与发展经验表明：不确定性与现代化结伴而行，是人类社会在对现代性的苦苦追求中的一种常态化趋势，是当前文明发展现实状况在人头脑中的正常反应。唯其如此，不确定性这一概念才成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尤以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为代表。它的总体特点是对现实的合理性提出思考、质疑和评判，并企图确定从当前状况中演变出某种结果，从而能对文明的未来或合理的现实性做出一个确定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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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不确定性都是对社会总危机的一个正常反应或总概括。在西方思想流派中，后现代主义者们基本是破坏多于建设，对不确定性社会的来临无能为力，几乎没有提出像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对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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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一个差强人意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其后成为一个实践样本，但其解决方案目前也遇到了大麻烦，伴随着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而陷入窘境，加深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认识，对文明未来的悲观主义预测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人类急需知道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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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德国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是基于对现代性社会或当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界定，并企图在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制度演变的张力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或未来的确定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或内在品性。之所以对风险社会及不确定性理论做此概括，目的还是要对当代中国是否进入风险社会确立一个分析框架，以便对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或不确定性进行诊断，确定中国社会避免风险并进行有效改革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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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对当代中国社会现状进行正确的理论认知与解读，必须立足于我们对社会本质的再认识，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改革与发展所依据的价值是什么，并由此对发展中的现实进行批判，形成和凝聚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共识，消解社会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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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信息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进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的内部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谋划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使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我们必须本着批判现实主义理念对发展中的现实进行剖析和判断，找出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与不足，以便使中国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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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风险社会的改革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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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为深入推进改革拓展了新的空间，提出了新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必须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认真地本着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可行性的原则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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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构性变化主要有两个。第一个结构性变化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们社会各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国家配置的原有模式。市场经济有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一是产权或所有制；二是通过价格体系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三是以利润和收益最大化为经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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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特征，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繁荣，增强了经济活力，但同时，由于转型期对市场的法律约束和对权力的民主约束不够健全，也逐步推动了社会不公正的扩散，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层的固化和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混乱或多元化，并进而使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受到质疑，或使经济发展的目的失去了终极价值的保证，使全社会产生价值迷茫感，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价值确定性丧失，风险社会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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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本身并不是问题，或者说市场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风险。问题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权力结构或社会治理结构也必须要改变，风险的最终根源是社会治理结构滞后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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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结构性变化是经济结构的变化，那么第二个结构性变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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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个结构性变化相联系，第二个结构性变化是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在30多年的时间中，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使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突变，呈现出五个重要的结构性特征，即：技术化、商品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剧烈的社会文化结构性重组，不但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也改变了人的心灵、人的观念和认知世界的方式，个人的自主意识和自觉意识增强，个体决策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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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即由直接联系向间接联系转变。商品化突出了“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历史经验证明，能用钱买到的东西越多，这个社会的公正性就越差。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使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传统的熟人社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基于传统信任的个体的安全感也就越来越小。这些社会文化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所导致的一个综合性结果，就是社会运行和个体感觉的未来不确定性增强，中国文明发展也进入一个风险社会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发展时期，在对社会现实状况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谋划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新的改革方略，给国家、民族一个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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