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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德国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是基于对现代性社会或当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界定，并企图在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制度演变的张力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或未来的确定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或内在品性。之所以对风险社会及不确定性理论做此概括，目的还是要对当代中国是否进入风险社会确立一个分析框架，以便对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或不确定性进行诊断，确定中国社会避免风险并进行有效改革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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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对当代中国社会现状进行正确的理论认知与解读，必须立足于我们对社会本质的再认识，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改革与发展所依据的价值是什么，并由此对发展中的现实进行批判，形成和凝聚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共识，消解社会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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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信息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进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的内部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谋划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使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我们必须本着批判现实主义理念对发展中的现实进行剖析和判断，找出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与不足，以便使中国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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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风险社会的改革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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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为深入推进改革拓展了新的空间，提出了新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必须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认真地本着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可行性的原则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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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构性变化主要有两个。第一个结构性变化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们社会各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国家配置的原有模式。市场经济有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一是产权或所有制；二是通过价格体系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三是以利润和收益最大化为经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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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特征，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繁荣，增强了经济活力，但同时，由于转型期对市场的法律约束和对权力的民主约束不够健全，也逐步推动了社会不公正的扩散，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层的固化和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混乱或多元化，并进而使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受到质疑，或使经济发展的目的失去了终极价值的保证，使全社会产生价值迷茫感，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价值确定性丧失，风险社会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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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本身并不是问题，或者说市场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风险。问题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权力结构或社会治理结构也必须要改变，风险的最终根源是社会治理结构滞后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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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结构性变化是经济结构的变化，那么第二个结构性变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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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个结构性变化相联系，第二个结构性变化是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在30多年的时间中，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使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突变，呈现出五个重要的结构性特征，即：技术化、商品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剧烈的社会文化结构性重组，不但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也改变了人的心灵、人的观念和认知世界的方式，个人的自主意识和自觉意识增强，个体决策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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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即由直接联系向间接联系转变。商品化突出了“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历史经验证明，能用钱买到的东西越多，这个社会的公正性就越差。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使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传统的熟人社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基于传统信任的个体的安全感也就越来越小。这些社会文化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所导致的一个综合性结果，就是社会运行和个体感觉的未来不确定性增强，中国文明发展也进入一个风险社会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发展时期，在对社会现实状况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谋划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新的改革方略，给国家、民族一个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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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新一届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中国梦”的目标。那么，您刚才谈到这两个结构性变化，究竟给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造成了哪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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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个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特征显现，社会的文明程度提高；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性变化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所引起的冲击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具有高超的智慧和坚强的决心深化社会改革，推进社会结构性重组，消解剧烈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跨越风险社会这一必经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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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目前由于社会结构性变化所引发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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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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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发展的核心价值模糊与对眼前利益或现实利益的追求共振，使社会心理普遍失衡，社会的浮躁心理扩散，社会的价值导向失灵。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强，使风险社会的来临具备了观念和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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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去组织化并行，使社会管理与社会监督出现大量的空白，削弱了现代性社会正常运行的组织化基础，致使风险社会的来临具有了可能的现实性。这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现象的蔓延使公共组织自我服务状况加剧，利用公共权力乱收费乱罚款谋取部门或个人利益，致使公共机构私化，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公共责任精神下降。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虚拟社会的形成，为社会的去组织化创造了技术条件，致使组织规范或边界消失，个人的自主性超越了组织规范，形成更为个性化的话语体系，导致组织话语弱化。在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去组织化双重挤压的状况下，随着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和规范管理失效，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和风险社会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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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社会阶层固化形成巨大反差。这种状况，容易造成社会核心价值空置和社会基本制度空转的不正常状况。社会改革与发展共识在实践中被弱化，导致人们对社会发展价值及其制度产生疑惑，形成个体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主体意识是现代社会个体人的最根本意识之一，这也是文明发展进步的最根本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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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在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条件下，主体意识就是公正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等，而公正和民主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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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这样。如果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感受到的制度运行状况与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要求有距离甚至背离，社会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最大限度地享受着改革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而不思进取与改革，社会就容易产生分裂；具有社会的团结、合作、凝聚力的和谐社会就很难实现，风险社会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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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发展成果共享的价值承诺或发展预期与现实中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最终可能造成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并动摇改革与发展的信心。丧失具有一致性的改革与发展共识，促使政府威信与社会诚信双双下降，社会整体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增加，社会发展的未来具有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具有平等对话与协商等现代性特征的、公正与民主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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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面临重新适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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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正常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遭到破坏，再要凝聚改革共识就会出现巨大的困难，社会发展进步、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就会遇到风险。这对管理者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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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必须正视结构性变化，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时代精神状况的变化，紧紧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并按照社会发展价值的要求、按照民众的需要和愿望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力求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寻求制度突破。只有做到改革的纲举目张，注重社会改造的零星工程，跳出问题循环的改革困局，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确定性的未来，也才能使国家民族有一个长治久安的稳定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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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未来社会发展新秩序的重构，都遇到了较大的麻烦。意见纷呈、众说纷纭的各种情绪化理论思潮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标示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理论繁荣，而是反映了我们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面临着缺乏核心价值引导的真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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