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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未来社会发展新秩序的重构，都遇到了较大的麻烦。意见纷呈、众说纷纭的各种情绪化理论思潮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标示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理论繁荣，而是反映了我们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面临着缺乏核心价值引导的真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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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呈现复杂多样的特征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急剧分化的风险社会情境下，如何指导和规划未来的改革，切实从制度安排上体现社会发展价值的要求，做到“善政为怀民为天”。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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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改革是世界性的发展潮流。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把人类文明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况，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境况给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您看来，这对人类文明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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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面临着一个重新适应的问题，各种文明都呼唤着社会体制改革的重新调整和适应。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适应新的文明趋势，就一直在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90年代为克服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毛病，英国又开始了第三条道路的改革探索，在西方理论界风靡一时。当然，从目前看来，这些改革尝试并没有最终解决它们的社会问题，而体现为一种问题循环，频繁上演着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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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步，本质上也是对文明发展新趋势的有效回应。我们说改革开放，事实上是指改革与开放一样重要。开放不仅是指在经济体制上要学习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也指在思想观念上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特点，虚心学习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好东西，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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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什么样的价值和制度是实现人类幸福应该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没有定论，制度竞争还处于一个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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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好经济社会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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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而公正民主的发展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基础。对于社会建设的基本取向，您是如何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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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对幸福追求具有终极价值意义，社会的民生建设，不断地致力于改善民生，是实现社会普遍幸福的根本方法。民众安居乐业了，民众迫切需要的教育、医疗、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解决好了，人民的幸福感才会增强，政府才会得到老百姓的信任，社会也才能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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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现实当中，能否找到比较符合这些价值取向的基层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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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2011年我们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民生建设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一直在扎扎实实地做民生工作，用政府的切实行动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勤工作构筑政府信任的基础。2012年，我到中部的河南信阳市和山西左云县搞民生调研，发现它们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方面的民生改革实践确实做到了群众满意，和谐了当地的社会生态。山西左云县实行15年义务教育制；河南信阳市每个村花18万元左右，在全市2800多个村建立了乡村医疗站，并对医务人员集中培训，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信阳市平桥区花了200万左右，在全区建立了18个乡村图书馆，大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改变了乡村的文化氛围，提升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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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地方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经验不仅于此，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在发展中经济条件下，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具体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民生发展的样本。社会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一个公正的、合理的社会，其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体现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体现于这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或民生状况，它反映了这个社会社会公正实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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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7日，厦门市快速公交的一把大火，让47条生命瞬间化为乌有，悲剧的发生，令人心痛。不管背后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严厉谴责这种极端的、近乎恐怖主义的报复社会的行为。您作为一直关注中国社会改革的研究者，对这起悲剧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有何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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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嫌犯不满政府作为而迁怒于社会泄愤的扭曲心理，但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一事件，也不能简单地将悲剧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嫌犯的个人极端行为。个人的行为是无法控制的，然而影响个人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却是可控可究的。此次厦门公交纵火案和2009年6月5日的成都公交纵火案几乎如出一辙。成都公交纵火案造成27人遇难、74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张云良当场死亡。近年来，因为个人诉求得不到满足，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迄今已经发生多起公交纵火、爆炸案及幼儿园和小学儿童被砍杀案。悲剧重复上演，一定有社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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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该案中，嫌犯在作案前，因个人社保问题连续三个月前后跑了属地派出所、厦门市信访办等多个部门寻求解决，但跑了22次派出所都没办成，“总被推来推去，没有人给办理”。此外，多年来家庭生活拮据，低保收入被切断，近20年来，曾经两次尝试自谋生计，开小吃店、摆摊，都被先后取缔，家庭生活来源被切断，数十年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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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政府相关部门在对待特殊群体时能多一点责任心，多一点灵活性，多一点耐心和爱心，多一点关照和照顾，而不是互相推诿“踢皮球”不作为，让底层民众能够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关爱，也不至于产生挟私泄愤报复社会的想法。显然，政府工作没有做好做到位，是此次悲剧发生的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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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这起悲剧中，我们可以吸取到的教训，一是做好社区工作，即社区或单位对特殊群体要主动提供所需的支持与心理疏导，对于属地处于逆境、遭遇挫折、陷入悲观绝望境地的弱势群体以及存在某些心理缺陷的居民，主动给予心理、法律、政策甚至物质的支持和帮助。二是政府部门管理要人性化，即妥善处理好制度化和人性化之间的平衡；在重视管理法制化的同时也要注意在特殊情况下的人性化管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灵活处理，及时解决实际问题，避免不良心理刺激，化解矛盾，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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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看待这样的悲剧，不能像某些媒体一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却简单狭隘地把悲剧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个人，而将人们对此事件发表的一些看法视为不和谐的杂音。反思，向来是需要冷峻的。为了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需要个人、社区、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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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行为是不可控的，如果我们把体制、政策、社会的事情做好了，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环境中，就不会促发个人极端行为的发生，也就避免了极端悲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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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是百姓最为忌讳的事情。因此，实现社会公正，让群众相信政府，就是要执政者正确行使公共权力，保证权力的公正廉洁，就是要把民生关切和善政情怀放到群众身上。利用公共财政，照顾好这个社会最需要照顾的人，照顾好了他们，不仅扎扎实实地推进了公正这一社会发展核心价值的具体落实，也实质性地照顾好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良心，明确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导向，匡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风气。国家和政府要取得群众的信任，靠的不是空洞的理论敷陈，而是每一项能真正落实的、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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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市、山西左云县的做法，之所以具有标杆意义，是因为一个较为贫困的地方能做到的，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地方只要愿意都能做到。公正有效地解决了民众生存、生活和发展的需求问题，执政的基础才能稳固，才能常青。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有多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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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讲民生投入，而能展示民生投入实效的，对促进社会文明、社会公正有实质性推进的，最能使民众满意的民生投入，看来首先还是应该放到社会最应该照顾的人身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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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全国的地方政府如果都能做到这一点，“善政为怀民为天”，建设和谐社会的社会新秩序就会有一个好的起点。在改革和发展不确定性增强的今天，唯有牢牢把握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踏踏实实、公平公正地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才可以让中国在面临和处于风险社会的情境下，依然可以临危不乱、笑傲江湖，才可以避免中国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泥淖。古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今天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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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新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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