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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行为是不可控的，如果我们把体制、政策、社会的事情做好了，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环境中，就不会促发个人极端行为的发生，也就避免了极端悲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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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是百姓最为忌讳的事情。因此，实现社会公正，让群众相信政府，就是要执政者正确行使公共权力，保证权力的公正廉洁，就是要把民生关切和善政情怀放到群众身上。利用公共财政，照顾好这个社会最需要照顾的人，照顾好了他们，不仅扎扎实实地推进了公正这一社会发展核心价值的具体落实，也实质性地照顾好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良心，明确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导向，匡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风气。国家和政府要取得群众的信任，靠的不是空洞的理论敷陈，而是每一项能真正落实的、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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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市、山西左云县的做法，之所以具有标杆意义，是因为一个较为贫困的地方能做到的，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地方只要愿意都能做到。公正有效地解决了民众生存、生活和发展的需求问题，执政的基础才能稳固，才能常青。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有多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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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讲民生投入，而能展示民生投入实效的，对促进社会文明、社会公正有实质性推进的，最能使民众满意的民生投入，看来首先还是应该放到社会最应该照顾的人身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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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全国的地方政府如果都能做到这一点，“善政为怀民为天”，建设和谐社会的社会新秩序就会有一个好的起点。在改革和发展不确定性增强的今天，唯有牢牢把握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踏踏实实、公平公正地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才可以让中国在面临和处于风险社会的情境下，依然可以临危不乱、笑傲江湖，才可以避免中国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泥淖。古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今天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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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新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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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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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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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究各种主义的本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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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国家知识分子过程中，意识形态会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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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作用很重要。很多人说中国太意识形态化了，其实正相反，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太弱。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左的、右的多得不得了。政府应该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集中起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共产党以前有两个法宝，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就是组织。现在光靠组织的力量，淡化意识形态，这样很难持续。没有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没有软实力。口号性的东西不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成员自身认可和接受，并且内化于心的观念。缺乏意识形态，维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光靠制度是根本维持不下去的。人永远比制度聪明，人总可以找出逃避制度的制约的方法。中国腐败越反越多，制度基本无法约束腐败，就是因为人已经没有道德观念，只认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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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否分析一下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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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适合中国的，关键是转变宣传方式。中国的自由主义看似强大，其实早就遇到发展瓶颈了。中国到目前为止，社会中有很多自由成分，意识形态非常多元化，这些都是自由的因素，可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去研究这些新现象，不去考虑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拿着西方的理论来衡量中国，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就好像拿苹果来衡量橘子，说橘子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像苹果。自由主义如果拒绝本土化，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拒绝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本土化了，这导致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国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没有抑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中国，有权的、有钱的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他们哪能感受到教育市场化的危害？有钱的人不需要医疗保障，有权的人本身就有医疗保障，公共物品是为穷人服务的，穷人没有话语权，谁会愿意发展公共服务呢？公平地说，新自由主义对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促进经济增长还是起到一定正面作用的，但新自由主义侵入到公共服务领域，把公共服务取消掉，这就非常糟糕。中国目前提供公共服务不是没有钱，而是动力不足。动力不足，就是因为穷人缺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中国学者常常说资本主义民主，好像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一体的，其实民主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制约力量。我们的社会科学学者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各种主义本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只是乱套西方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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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发展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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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是关键。中国发生这么伟大的转型，社会科学界却不去认真研究中国社会，只是用西方的理论瞎解释。如果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永远不能结合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那中国就永远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具有美国化的倾向，美国的社会科学都没有像中国那样“美国化”，它允许各种理论互相竞争，看哪个理论更能解释美国社会，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社科界就是完全把美国的理论拿过来。这非常危险，不仅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建立不起来，还会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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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就引进西方的理论，到现在依然如此，什么市民社会理论，什么统合主义，这些都不是中国的，全都是西方的。把西方理论硬套到中国实践上，就是我常说的把苹果皮贴到橘子身上。中国社会科学必须意识到中国实践是研究主体，中国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包括民主理论。中国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就是缺乏自己的民主理论，原因就在于只是拿苹果来批判橘子，它本身是没有解释橘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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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解释中国，只看西方的理论是不行的，必须有结合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比如医生看病，我的病你医不好，不能说我的病生错了，只能说你所学的东西学错了，需要修改的是你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学者就是用西方理论解释不通就说中国错了，这样不仅医不好中国的病，反而越医越坏。有的地方本来是常态的东西，他说你病了；有的确实是生病，但采用错误的医法给医坏了。所以我说，中国的自由主义是自毁前程。他不去研究中国的自由因素，说是不喜欢。但他喜欢的仅仅是西方的理论，但这个理论所说的东西，连美国都找不到。某些中国学者一是没信心，二是没责任，如果这两者不加以改变，中国就不会有自己的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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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就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社会科学，中国只有史学最发达。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可以借鉴西方的方法，方法是比较中立的东西。方法可以学，但概念是不可以学的，中国恰恰是学了概念没有学方法。做学问，理性很重要，像马克斯·韦伯说的，你观察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用价值来评判这个东西。西方和中国很多学者所做的就是对中国进行价值评判，这不是真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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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背后是一种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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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作为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能不能谈一谈“中国模式”对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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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会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但并不成功。在拉美、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模式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民主政治往往是和政治失序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对“中国模式”感兴趣。而西方国家更关注“中国模式”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它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西方的价值观产生冲击。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把“中国模式”称为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他们并不担心“中国模式”会阻碍西方的发展，而是担心“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外在影响会造成巨大冲击。这也就是西方一些人担忧中国的软力量或者文化力量，因为隐含在中国发展背后的是一种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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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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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中国模式”只具有经济意义，而对中国政治模式持否定态度，并认为中国政治模式如果不向西方民主模式转型，最终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政治体制上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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