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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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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中国模式”只具有经济意义，而对中国政治模式持否定态度，并认为中国政治模式如果不向西方民主模式转型，最终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政治体制上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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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谈到“中国模式”都谈经济模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而不谈政治模式。但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模式很重要。如果不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政治模式促成的。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种说法阻碍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不承认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很难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也很难理解当今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的巨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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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我觉得不同的国家因为国情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容。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改革的内容也不一样。如果仅仅用西方民主化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会认为中国政治改革进展缓慢。但只从民主化的观点看，中国很多的宝贵经验就会被屏蔽掉。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民主化并不能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了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的发展会是良性的；如果没有建立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是不会成功的。而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国家机构改革和法治。民主化也在不同层面进行，但民主只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不是唯一目标。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转型曾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许多麻烦，很多国家因为同时进行几项改革，改革者不堪重负，结果改革反而很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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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第一，就是渐进改革。中国没有采取苏联东欧国家激进改革的方法，渐进改革使国家有时间和空间来调整自身的制度，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第二，中国采取的是分阶段的改革。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秩序不同。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分为三大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主体的改革就是经济改革。主体改革是经济改革，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只是说政治改革不是主体性的，政治改革就是为了促进和支持经济改革。从21世纪初，尤其是十六大以后，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焦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方面。我认为，中国同样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进行社会改革。在这个阶段，我认为以民主化为主体的政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而社会改革各方面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在这些国家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条件下过早地民主化，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前面的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负面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社会分化和环保等，都要由社会改革来消化。社会改革也是下一波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如果没有社会改革，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消费社会，内部需求的动力就会不足。同时，社会改革对未来的民主化也有积极的意义，就是要用民生促民主。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很难促民生。民生的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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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国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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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在东亚很多国家发生的问题都和民主制度与本国的适应性有关，现在国内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东亚国家的民主问题，韩国一直存在财阀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的矛盾，卢武铉之死就体现了这一问题。您如何看待韩国民主政治的前景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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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民主只有山寨版没有正版，每个国家的民主发生和民主模式都不同。即使在西方，民主也是一国一模式。民主先发生在西方，然后向其他国家传播。民主有内生型和外生型。泰国的民主受外在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影响就太大。韩国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问题，也是阶级问题，财阀和老百姓的矛盾很大。菲律宾、泰国和韩国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美国的民主在亚洲影响很大，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人物在主导其政治发展方面大多以美国为师，过多地受美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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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美国社会运作良好，但到了这些社会，民主就出了很大的问题。问题很简单，因为这些社会和美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很不相同。从政策层面来说，美国的民主实际上表现出一党制的特征。美国的中产阶级庞大，共和党和民主党无论哪个党执政，都必须往中间靠，没有中产阶级的支持，哪个政党都很难执政。美国的民主在美国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但美国民主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作为前提，中产阶级又不大，民主往往成为社会分化的力量。所以我们看民主，不能看民主的形式，而要看民主的实质。关于民主，我们要下大功夫去研究，我们现在的民主理论都是教科书式的，不是美国式就是欧洲式，这些民主理论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理论是西方学者对其社会的经验观察而不是公理，对一个社会的经验观察不一定适合其他社会。政治学的很多理论都是经验观察而不是公理。在一个民族、宗教和阶级分化都很大的社会，民主化会造成国家的分裂，民主的分化力量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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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层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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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威权模式，并与西方民主模式相对立，您对此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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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认为把威权和民主对立是不成立的。如果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制度，实际上美国的制度比中国更威权。美国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政府的政策能够有效执行下去。任何一个体制都有其威权的一面，也有其民主的一面。说中国是威权政治，西方是民主政治，这是过于简单的意识形态式的看法。西方的很多制度建设都是在威权的条件下进行的，比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俾斯麦用“铁血”手段建立的。所以威权和民主都是相对而言的，威权主义本来是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威权本身对政府推行改革是一个优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平稳，就是威权模式的功劳。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大部分制度都是中性的和技术性的。要治理一个社会，就需要这些制度。用民主和威权或者专制不能解释这些制度的产生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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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为制度建设不够，尤其是具有权威性的制度建设不足，未来改革的困难会越来越大。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要面对更多的阻力。经济改革说穿了，就是把人最邪恶的一面放出来就行了，让每个人去追求利私；社会改革就涉及公共利益，是要有利他性的，要你为公共物品掏钱，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掏钱。中国的“新左派”非常强调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但这两者不是必然关系，国家能力强不一定就能保证社会公平。中国现在非常有钱，但为什么钱不能花在民生方面，中国对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与GDP总量相比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认为改革会越来越难，尽管你知道未来应该怎么走，应该建立社会保障，进行环境保护，但就是无法推行。西方国家的社会改革都经过漫长的过程，很多国家完全是靠社会运动和民权运动推动的。各个阶层之间如何妥协合作，这个问题很难。从很多国家的经验看，搞得好，大家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搞不好，就出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中国必须注意这方面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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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是危机驱动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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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本身就是分权过程，国家向社会分权，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会不会存在悖论，一方面改革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另一方面又在分权，这个悖论如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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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度建设并不是说要完全依赖中央政府。中国可以说存在两种分权，即向地方分权和向社会分权。1994年以后中央把财政权集中了起来，但没有把事权集中起来，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这样会导致地方政府动力不足。所以我认为，凡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的重大制度建设，一定要中央出钱来做。如果中央不愿意做，那就应该把财权和事权都下放到地方去做。但光向地方分权也存在着问题，就是地方权力过大会出现“土皇帝”。向社会分权比向地方政府分权更有效果，可以预防地方专制，让社会监督地方政府。从前我们讲中央向地方分权讲多了，讲向社会分权讲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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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分权事实上对中央是有利的，能够巩固中央权力。过分向地方政府分权反而会弱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向社会分权，有利于中央借助社会力量推动社会改革。很多人担心推动社会力量会导致更多社会抗议，但我们应该转变观念，社会抗议是正常现象，任何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会出现社会力量的自我保护运动。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崛起，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是民主政权还是威权政权都不会有改革动力。尤其是中国这个社会，我把其称为危机驱动型社会。中国强调政策的延续性，那么政策如何调整呢？危机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现在社会分化比较严重，政府如果能整合好社会力量解决这个问题，会树立很大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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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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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写过一篇《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的主体》的文章，能具体解释一下您的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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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要领导者，需要推动者，必须有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展的主体。中国从清朝末年就一直在寻找新的国家组织形式，新的国家组织形式最重要的是谁来组织这个国家。孙中山领导革命就是要建立新国家，他首先想学西方。近代以来，西化一直非常热。但孙中山失败了，学习西方政党政治并不能组织、产生一个新国家。所以，在孙中山后期，他就开始转向学苏联模式，发现列宁主义政党对组织国家非常有效。这说明在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就试图转向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产物。共产党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是经过很长时间历史积累的结果。这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人为的选择、是错误的选择，这是历史的选择，所以我们总是谈历史的必然性。中国经历了很多次失败，最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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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展大多是市场主导，但亚洲很多国家发展是国家甚至是政党主导。不仅是亚洲，墨西哥也是如此。可以说对后发国家而言，发展需要主体。政党成为发展的主体，因为政党是很有效的组织力量。政党有多种组织方式，西方是选举型政党，因为它们的政党不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政党对发展没有什么责任。再说，西方的高速发展已经是过去式，现在它需要的是治理，需要维持社会原有的东西。西方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它们的发展不需要政党推动。但后发国家的发展需要国家来推动，国家的组织力量就是政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西方模式的政党不能把中国组织起来，所以就由共产党组织。今天依然如此。中国革命的组织者是共产党，发展的组织者同样是共产党。中国以后的改革如何保证有序进行，仍然需要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和推动者。如果共产党不能成为改革主体的话，其他社会力量就会起来推动改革。如果社会力量没有政党的有效调节的话，光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运动会出现很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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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好亲商与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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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强调社会改革要依靠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本身的意识形态分歧很多，您认为社会力量的加强，会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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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盛行的主义很多，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生存下来，而其他主义都被历史淘汰了呢？因为很多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比如无政府主义，它一度很流行，但由于它只处于理论和理想层面，跟实际完全脱离，自然就被淘汰。再比如自由主义，它对解决当时中国的危机有一定相关性，但它拒绝本土化。中国的自由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拒绝本土化，还是用基于西方经验的理念批评中国。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之所以会成功，第一是因为它适合中国的土壤，第二是因为它进行了本土化。本土化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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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主义的承担主体是谁，它代表谁的利益也很重要。在这些方面，共产党做得都很成功。首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主义也本土化，再者它代表了最广大工农的利益。所以历史选择共产党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不是偶然的。共产党之所以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它选择了社会主义。如果共产党选择无政府主义，它就肯定失败了。社会主义是非常适合中国的主义，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本身就有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只是共产党把它突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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