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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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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写过一篇《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的主体》的文章，能具体解释一下您的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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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要领导者，需要推动者，必须有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展的主体。中国从清朝末年就一直在寻找新的国家组织形式，新的国家组织形式最重要的是谁来组织这个国家。孙中山领导革命就是要建立新国家，他首先想学西方。近代以来，西化一直非常热。但孙中山失败了，学习西方政党政治并不能组织、产生一个新国家。所以，在孙中山后期，他就开始转向学苏联模式，发现列宁主义政党对组织国家非常有效。这说明在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就试图转向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产物。共产党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是经过很长时间历史积累的结果。这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人为的选择、是错误的选择，这是历史的选择，所以我们总是谈历史的必然性。中国经历了很多次失败，最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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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展大多是市场主导，但亚洲很多国家发展是国家甚至是政党主导。不仅是亚洲，墨西哥也是如此。可以说对后发国家而言，发展需要主体。政党成为发展的主体，因为政党是很有效的组织力量。政党有多种组织方式，西方是选举型政党，因为它们的政党不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政党对发展没有什么责任。再说，西方的高速发展已经是过去式，现在它需要的是治理，需要维持社会原有的东西。西方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它们的发展不需要政党推动。但后发国家的发展需要国家来推动，国家的组织力量就是政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西方模式的政党不能把中国组织起来，所以就由共产党组织。今天依然如此。中国革命的组织者是共产党，发展的组织者同样是共产党。中国以后的改革如何保证有序进行，仍然需要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和推动者。如果共产党不能成为改革主体的话，其他社会力量就会起来推动改革。如果社会力量没有政党的有效调节的话，光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运动会出现很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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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好亲商与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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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强调社会改革要依靠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本身的意识形态分歧很多，您认为社会力量的加强，会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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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盛行的主义很多，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生存下来，而其他主义都被历史淘汰了呢？因为很多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比如无政府主义，它一度很流行，但由于它只处于理论和理想层面，跟实际完全脱离，自然就被淘汰。再比如自由主义，它对解决当时中国的危机有一定相关性，但它拒绝本土化。中国的自由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拒绝本土化，还是用基于西方经验的理念批评中国。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之所以会成功，第一是因为它适合中国的土壤，第二是因为它进行了本土化。本土化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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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主义的承担主体是谁，它代表谁的利益也很重要。在这些方面，共产党做得都很成功。首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主义也本土化，再者它代表了最广大工农的利益。所以历史选择共产党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不是偶然的。共产党之所以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它选择了社会主义。如果共产党选择无政府主义，它就肯定失败了。社会主义是非常适合中国的主义，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本身就有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只是共产党把它突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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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延续性，一个国家的传统对它发展模式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未来的改革，无论是社会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仍然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自古就强调人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以资为本。资本本来是个工具，但现在资本不服务于人，而人服务于资本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讲平等、公正，这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本身是普世价值，任何国家都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只是它不叫社会主义这个名称罢了。因为任何社会要想持续发展，在亲民和亲商之间都要有一个平衡。不亲商就得不到发展，但亲商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还是要亲民。如果一味亲商，社会就会失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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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准确定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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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不是就要处理好亲商与亲民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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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政府一定要在亲民和亲商之间保持平衡。作为利益调停人，如果政府过于亲商，社会就很不稳定，即使表面发展，实际上也会危机四伏。社会是必须被保护的。如果政府不去保护社会，社会就会自我保护，那就是革命。现在强调社会改革，就是要保护社会。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占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引进来破坏了社会，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解体。现在社会道德沦丧，就是资本太盛的缘故。资本就是要破坏一切社会道德，肆无忌惮地追求利益。马克思就说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货币化，所以才需要政府去抑制资本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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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问题，政府一定要准确定位。改革前30年是亲商，未来的社会改革就是要亲民。亲民并不是消灭资本，而是平衡资本，因为如果按照资本逻辑走下去，对资本本身也不利，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典型。资本本身不考虑社会利益，发展到一定程度自身就很难维持下去。所以政府如果选择亲商是短视的，而是应在两者间保持平衡。欧洲之所以能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就是权力和民结合的结果。现在中央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做政策调整，但成果不明显，主要就是阻碍太大。克服阻力，政府一定要坚决！国民党就是因为和资本结合太紧密，丢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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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民的力量在壮大，共产党要采取办法领导民的力量，不能压制民的力量，一定要有强烈的意志去进行社会改革，利用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改革是头等大事。社会改革已经是不能不做的事情。中国体制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如果中央想做一件事就一定能做成，这就是举国体制。关键就是决心问题。社会危机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在这方面，媒体也起到很大作用，不能一味和资本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要培养国家知识分子，就是能为百姓代言的知识分子，这是共产党的长远利益所在。现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成了利益知识分子，都是为了五斗米而折腰的人。知识分子为谁服务非常重要，如果利益知识分子占多数，这对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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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国际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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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法制改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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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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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标的法治受到空前重视，俨然形成了基本共识。过去一年间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为树立法制权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营造了适宜的政治氛围，也大幅度提升了民众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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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怎样加快“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真正落实公平正义原则，成为一项牵动全局的、迫切的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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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阶段的中国，推行法治不得不面对路径依赖的事实和过渡期的特殊形势，切忌仅凭理念、教条、舶来品、既有框架闭门造车，更不能陷入“口号治国”式的语言游戏之中。为此，首先需要对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群以及有效治理的需求进行梳理，明确界定今后制度创新的目标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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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的三个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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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现代法治国家的顶层设计必须综合考虑以下三个基本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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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权学说和政治决断力。也就是说，为了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增强行政效率，应该确立全国整合化的秩序，避免某种被放任的自由最终导致执政者举棋不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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