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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是，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与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不同，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更多来自总需求的波动，包括投资需求的波动，因此政府需要经常性地踩刹车，通过各种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应对。而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老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宏观政策在这段时间基本的主题将是稳增长，采取各种措施来为新增长点催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的投入。这种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讲显然需要政府来主导，这也是政府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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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济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所以目前高达200%左右的债务对比GDP的比例还会提高，所谓的去杠杆率的进程短期不会来到。高储蓄带来的高杠杆是合理的，关键是结构，有政府担保的长期债务大有必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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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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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表现事实上已经出现，那就是潜在的、渐进式的，并没有完全被观察者所识别的结构调整。这种结构的调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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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殆尽。与蓝领工人工资以两位数上涨、明显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形成对比的是，总体上资本的收益率在下降。事实上，当前中国已经处在资本成本较高的一个阶段，这种实际利率在3%以上的情形在改革开放年代并不多见。相信经过下一轮改革，实际利率将又会下降，毕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高国民储蓄率。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蓝领工人劳动工资上涨已经带来了资本取代劳动力的趋势，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比重。伴随资本取代劳动力，资本积累将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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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悄悄推进的结构调整，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已经基本放开，中国劳动人口将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自由迁徙。今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将超出行政规划的约束，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极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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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结构调整也已经开始，那就是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涨。而且，服务业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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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的艰难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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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本轮改革的决心和目标以及覆盖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的阻力恐怕也前所未有。与前几轮改革相比，当前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动力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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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层推动改革的能量。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现在非常充足，中央特别成立了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但问题是，本轮改革中，基层政府与国有企业显得比较被动，整体上缺少创造力、能量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官员激励不足，胆小怕事，不愿冒头，担心改革引发矛盾，从而导致对自身历史问题的调查和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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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三大改革，第一是金融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目前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所以进展相对顺利，利率市场化未来两到三年内有可能基本完成，民间资本创办的银行已经开始布局，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第二是财政体制改革，其目前处在规划之中，重点是完善税收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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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推进。第三大改革，是大家众望所归但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的根本在于进一步的市场化，在于把国企与政府进一步地分离，在于国企要进一步地资本化运营，但是这些方面的探索目前远远不足。总之，艰难的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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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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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以来，中国基本处于一个接受国际经济规则、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进程中。但时至今日，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万吨巨轮，中国经济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资金雄厚，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企业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因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经成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不仅中国经济要进一步接受国际规则的要求、提升国际化水平，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不断通过各种运作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的一些基本诉求。比如，参与创办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以此来改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逐步变成一个积极务实的行动者，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改革意见，让国际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经济的存在。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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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与世界都进入到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塑造新的中国与世界大格局的过程。认真分析、抓住机遇，是中国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需要学习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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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新华网思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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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新常态”与“非常态” ——中国失衡调整期的宏观经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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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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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近部分经济增长指标再度走低引发广泛关注。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三季度GDP缓至7.3%，创下近6年以来新低。前三季度增速分别为7.4%、7.5%和7.3%，呈现总体放缓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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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目前经济下行走势与压力，不仅源自潜在增速回落与外部环境变化等新常态条件，而且与调整早先宏观经济失衡的阶段性非常态因素有关。结合十年宏调史实践经验，全面认识目前经济减速成因，直面全面深化改革与调整宏观失衡的双重客观要求，在“宏观政策要稳”总思路指导下坚持完善十八大以来正确宏调方针，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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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为何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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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二季度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速“破8”，此后至今一直在7.5%上下波动。2014年前三季度部分经济指标再度走低。如前三季度固定投资同比实际增速为15.3%，比上半年回落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实际同比增速为8.5%，比上半年回落0.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同比增速10.8%，创2011年以来最低。前三季度用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增速3.3%，贸易顺差2316亿美元，接近2013年2597亿美元，显示我国内需较弱。金属原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媒体“大宗商品雪崩钢价跌入无底洞”之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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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两层意义的下行压力。两年多来经济增速7.5%上下，与早先30多年近10%增速比较回落两个多百分点。更需重视的是，近年7.5%上下实际增速，并不完全由经济内在增长动力推动实现，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稳增长政策支持的结果。近来政府追加棚户区改造投资，增加水利和铁路投资，实施其他方面定向调控政策。没有政策层面“季度性增长保卫战”的努力，经济增速会显著低于目前实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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