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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到了这个问题，市场经济本质上说来是一个法治经济，但是怎么来理解呢？我常常讲，市场经济叫作法治经济，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自由的法治经济，二是市场秩序的法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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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议特别指出，一是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二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反对垄断、促进合理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市场精神本质上是一个法治经济，主要包含了以上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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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到，在新常态经济下，市场自由更多应该由市场来管，市场秩序更多由政府来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是在市场自由方面国家干预得过多，而在市场秩序方面管得不够。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经济领域表现得很明显。其实国家应该更多管理市场秩序，在市场自由方面由市场自己去决定。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拿西方常用的谚语来说，“该由上帝管的由上帝管，该由恺撒管的由恺撒来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属于谁的就应该归他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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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资源配置、市场准入都应当由市场来决定。拿土地的问题来说，土地是重要的市场资源，而在资源分配方面我们干预得过多。比如说，农村集体土地要进行建设，必须由国家先把它征收。为什么不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己来做主呢？所以现在我们政策的趋势应该是更多地减少国家在土地征收方面的干预，减少过度的土地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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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准入方面，也应该考虑许多问题。比如说，现在仍然有一些在法律之外强加的对于市场准入资格的条件，想要有这个资格条件就必须经过考试，经过考试必须有很多费用，包括利益所得。所以任何法律没有规定的资格准入考试都应该取消，只有法律规定的资格准入考试才可以有。比如说律师进入的资格条件、医生进入的资格条件，这都是法律规定的。《行政许可法》在制定的时候就有一些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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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秩序的管理方面仍然需要改进。要改变那种主要用行政手段，如罚款、没收这样的办法来治理市场秩序，改为更多地用民事手段来完善市场秩序。我们在制定《产品质量法》的时候就曾经考虑这个问题，到底叫《产品责任法》还是叫《产品质量法》？美国是《产品责任法》，因为产品责任造成的损失，任何人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而我们国家采用的是《产品质量法》，很多采取的是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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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经济应当是综合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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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经济要考虑到社会发展的平衡，它和运动式的治理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知道法律强调综合性，过去民国时期有《六法全书》，我们废除了《六法全书》，现在我们有几法？应该说也有六法：一是民商法，民商法里面第一个就是市场里面的自由，市场主体的私有和私法手段；二是经济法，经济法实际上是市场秩序的表现，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第三是行政法；第四是社会法，过去对社会法不重视，现在社会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五个是诉讼法；第六个是刑法。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法律必须涵盖得全面、综合，才能够体现法律调整的意义。因此，新常态经济应该包含综合的各个方面，包括环境治理、生态、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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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法律本身具有稳定性、长久性，新常态经济也应该体现这种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没有这两点，只为一时的增长是不可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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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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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第二章 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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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优秀公司，都是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然后准备下一步的。等到别人看见的时候，就是5年以后的成败得失，5年以后的市场份额，5年以后的风光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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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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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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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的结构调整和发展路径是社会各界最关心的话题。今天我主要谈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新常态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第二个观点是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两个话题毫无疑问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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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这个词在我印象中是四五年前在达沃斯的冬季论坛上大家开始热炒的一个词。当时这个词主要用来形容西方经济，金融市场有所恢复，其他货币政策不断宽松。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推出之后，经济始终没有恢复，失业率居高不下，所以当时的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莫斯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当你等一辆公共汽车，本来应该五分钟一班车，五分钟到了还不来，二十分钟到了还不来，一个小时到了还不来，这时候你应该知道你进入一个新常态了，公共汽车永远不会来。这是一个调侃的词，但是我们现在强调新常态，不是悲观的，相反我们的取向是相反的，是面向未来的，是想给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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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观察和分析，新常态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增长速度阶段性的下降，注意是阶段性下降。我不同意很多学者认为增长速度是下台阶的分析，我认为是阶段性下降。中国经济中长期、潜在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的，不能认为就直线下降，降到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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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判断一个经济体增长潜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这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和世界上领先经济体GDP的差距。全世界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大型经济体长期以来领先的就是美国，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的15%，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差得很远，从商业模式，从技术、理念、教育等方面来看也是如此。当然我并不是说只要人均收入低增长，潜力就高了，还包括受教育水平、储蓄率等因素。基于上述分析，中国经济潜在的、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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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新常态下增长速度是阶段性下降，主要是为了消化前期的一些经济结构和增长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像到了冬天人的身体要修复，我们中国经济也正处在一个修复期。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若干领域的投资过头了，包括房地产，房地产的实际投资是超前了，还有若干领域的产能，这些都是需要修复的。因此，在修复期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年增长率在7%左右这是完全应该的，但并不等于讲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直线下滑，这个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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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新常态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结构深刻、全面升级。既体现在占GDP比重已经开始上涨，也体现在蓝领工人的工资，蓝领工人的工资涨得远远比白领工资快。因此从整体上来看，由于中国的城乡差距是我们基尼系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差距3.2倍，现在可能降到3.1倍了，由于城乡差距的缩小，整个基尼系数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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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调整方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物流过去是很多企业自己搞的，现在变成专业公司了。网站的托管过去是每个单位要自己搞，现在逐步逐步地交给专业公司了。因为专业网站的管理，包括整个的一套管理，包括数据管理越来越专业化，你认为你安全，实际上交给专业公司更安全，这就是专业分工细化。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核心指标，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带动了整个服务业上升的速度，也带动了整个新创造的就业增长速度，这远远超出了预期。官方数据是新创造就业机会1300万个，也许里面有重复计算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远远超过一般认为的1000万左右的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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