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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靠农村，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分田到户，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支火箭式推动力。1984年以前最大的就是“包产到户”，令农村焕发了活力，给中国领导人以信心。因为过去从来吃不饱饭，在那个信心的前提下进行城市的改革。但邓小平没想到乡村的发展，更没想到几亿农民到城里打工，这些因素带来的变化推动了我们后来的发展和增长，但这些因素的推动力正在消失，相关问题也在出现。每家两三亩地的种植显然是束缚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农民进城打工给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基础。所以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但是现在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了。就是长期的候鸟式迁移，经济发展了，各方面的成本上升了。但是中国劳动力、人力成本的提升非常有限。农村人普遍读到初中毕业就开始辍学了。所以现在是中国经济需要提升的时候，人不提升，下面的增长就会遇到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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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跟地方竞争有关系。中国国家大，靠财政承包和地方经济推动了经济发展。我觉得中国做企业的人可能都有一个机会，各个地方竞相用更优惠的力度吸引投资。像这种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做法，尽管中国很不满意，但是别人看起来，比如到印度去投资，印度人觉得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是天堂了。现在地方政府竞争也开始走到另外一面，由于地方竞争，地方政府的作用，大家看到的最明显的就是地方财政，靠土地财政来维持它的发展，造成一系列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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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靠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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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推动力都开始衰减，中国要想继续增长靠什么？现在经常讲到靠技术进步，靠教育，靠创新，这些都不行了，这些只能保证一般的增长。技术创新中国比不上美国，中国的人力资本也比不上美国，中国要改革体制，我想一天两天也改不成美国那种有利于创新的体制。这些因素，美国每年增长2%就感觉很好了。如果中国把自己的目标定在2%到3%，刚才讲的那些因素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说中国新常态只不过从10%降到5%左右，这样一般化的因素是支撑不了的，因为全球都没有。中国经济在这个阶段，为什么还有比较高的潜在生产力？技术创新这些都是对的，但解决不了问题。在“金砖四国”里中国也是在最顶端，什么才能支撑这个？实际上只有靠中国在这个阶段的结构转换了。最大的结构就是农民从低产的农业中走出来，到高产出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因为在土地上现在农民一般产值也就是人年均1000元人民币，他现在就是出来到城里当小工，马上产出是好几万。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收益是支撑今后20年左右中国经济还能够在一个比较高水平上增长的主要原因。超过5%就比较高了，5%以上的增长，光靠技术因素，其他一般的因素是支撑不了的。中国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占35%左右，65%是农村户口。农民工进来了两个多亿，但是中国基本上是候鸟式的，到40岁左右就开始回流。家属绝大部分还不在身边，还有几千万的儿童是留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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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要达到5%以上，主要还要靠结构变化。这个结构是所有的发达国家所具备的潜力，所有的企事业都是这样，在这个转换当中除了正常的技术进步、创新，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处在这个阶段，是有大量的人口，总人口当中很大比例从低产的农业部门转向高产出的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这是他们带来的。而这种转变同时跟另外一个转变也是一致的，就是在从农村这种规模经济比较差的、集聚度比较低的地方进入城市。城市是高度集聚的，上班时间缩短，交流、沟通的成本降低，包括这么多企业，同样是互联网企业挤在一起，同样是金融企业在一条街上从低产出的产业向高产出的产业转移。另外也是规模不那么集聚向规模集聚的地方转移。这两个比较大的变化，才是中国有可能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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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现这个增长需要对中国的政策做重大调整。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已经开始提出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中国目前所采取的应该是远远不够的。经济环境，恐怕最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怎么样来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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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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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引领经济走向好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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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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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引领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对新常态认识的逐步深化。经济新常态是我们期望出现的经济较理想的状态，它不会自动出现，需要进行引领，以走向好的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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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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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看，“新”即“有异于旧”；“常态”是相对稳定的状态。“新常态”是不同以往、相对稳定的状态。它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到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有所不同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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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最重要的是要对经济增速下滑不必过分惊慌，认清其必然性，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未来的政策不应频繁变动，而应保持相对稳定，给企业和社会稳定的预期。也就是说，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和合理波动，已被决策层所认可。政府的更多注意力将放在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上，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动辄下猛药来维持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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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也存在“新常态”，它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缓慢而痛苦恢复的过程，反映了西方经济存在周期性波动乃至周期性危机的现实。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新常态”显然不是从危机角度来说的，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等角度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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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常态对应的旧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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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旧常态时期从何时开始算起？笔者认为有两种算法：一种是从1978年或改革开放启动时算起，另一种是从2002年开始算起。截止时间可以确定为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旧常态时期中国经济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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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高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2003-2007年期间更是达到了年均11.6%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并不多见，被称为“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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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粗放。在此时期，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规模资源能源投入来拉动增长，以致积累了比较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据华冬芳等人采用索洛余值法估算，1979-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8%，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24%，要素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投资效率较低，据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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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2000年以来重化工业更是快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直至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的占比。大规模建设工业园区、增加工业产值，成为各地的主要追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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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各级地方政府程度很深地直接参与了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很频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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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过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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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新常态”和“旧常态”，它们中间就还有一个“过渡态”。经济过渡态时期从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计约5年左右时间。过渡态时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速度和顺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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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或者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过渡态时期。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只有当度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真正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大换挡、结构调整大变动，都不是一种稳定的常态。只有当“三期叠加期”走完之后，高房价问题、地方债和企业债问题、产能过剩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等解决后，新的经济制度环境形成后，经济才进入较稳定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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