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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对策主要是改革、转型、创新三个方面，它们对应着前述经济增长动力的“三大发动机”，也对应着本人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的三个方面：“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只有采取这些长期对策，同时结合短期对策，才能顺利实现经济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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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向新常态过渡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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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经济增长客观上有哪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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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动力：需求边动力。即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过去多年来，很多人将其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增加消费。我们不能否认，这“三驾马车”确实是经济增长需求边的短期动力，但也要认清：它们仅仅是需求边的动力，短期的动力，而且是有许多副作用和后遗症的动力，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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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动力：要素投入动力。即通过大规模要素投入也能带来经济增长。众所周知，在生产函数关系式中，等号左边是GDP或者产量，等号右边就是资金、劳动等生产要素。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就是通过大规模的生产要素投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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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动力：效率提高动力。在生产函数关系式中，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解释。也就是说，提高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也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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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制度变革或改革通过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消费者和投资者预期等途径释放生产力；工业化（含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通过将人口和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或区域向高效率部门或区域转移释放生产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通过直接提高要素生产率和国民经济运行效率释放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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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组动力：中国特色动力——“五驾制度马车”。前三组动力都是用经济学比较容易解释、世界各国都通行的动力，除了这些动力之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有五个特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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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价格制度动力”，即通过价格管理部门的价格管制，将许多商品的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人为地压低或扭曲，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促进出口，带来经济增长。其副作用是过度消耗了祖宗留下的资源，并把子孙后代的资源提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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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财税制度动力”。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安排偏向经济建设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与那些将社会福利保障支出优先安排的国家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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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金融制度动力”。突出表现在货币制度设计上，在央行不独立的情况下，货币发行要重点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而非主要维持币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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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土地制度动力”。在城乡差别土地制度下，政府可以将农民和农民集体的土地低价买过来，经过整理后再高价卖出去，形成“土地财政”，再通过“土地财政”推动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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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考核制度动力”。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干部考核主要考核GDP、财政收入和工业增加值等指标，于是各地竞相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形成万马奔腾的局面。这五大特色制度动力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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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上述哪些动力开始靠不住了，哪些动力是未来必须主要依靠的动力？笔者认为，未来必须依靠的主要动力只能是“三大发动机”，原因有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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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另外三组动力越来越靠不住了。如“三驾马车”中的出口，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明显下台阶了，从以往的年增长20%以上，降到了近几年的8%左右，2012、2013年出口都只增长了79%，2014年前10个月只增长了不到6%。投资的边际效益明显下降，且遇到了巨大债务压力。消费一直相对稳定，难以有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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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规模生产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则遇到了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日益加大、雾霾很严重的挑战。“五驾制度马车”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它们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全面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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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三大发动机”既健康又富有潜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是健康、可持续的。中国目前的许多制度还不成熟、不合理，正因为不成熟、不合理，还可以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变革的生产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还有巨大的释放结构生产力的潜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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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向新常态过渡时期，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动力只能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改革、转型、创新）这“三大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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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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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第三章 2015，中国经济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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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既不必过度悲观，同样也不能盲目乐观。正确的态度应是谨慎乐观：从趋势看是乐观的，但这是建立在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及政府采取恰当的调控技术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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