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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考核制度动力”。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干部考核主要考核GDP、财政收入和工业增加值等指标，于是各地竞相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形成万马奔腾的局面。这五大特色制度动力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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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上述哪些动力开始靠不住了，哪些动力是未来必须主要依靠的动力？笔者认为，未来必须依靠的主要动力只能是“三大发动机”，原因有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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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另外三组动力越来越靠不住了。如“三驾马车”中的出口，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明显下台阶了，从以往的年增长20%以上，降到了近几年的8%左右，2012、2013年出口都只增长了79%，2014年前10个月只增长了不到6%。投资的边际效益明显下降，且遇到了巨大债务压力。消费一直相对稳定，难以有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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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规模生产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则遇到了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日益加大、雾霾很严重的挑战。“五驾制度马车”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它们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全面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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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三大发动机”既健康又富有潜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是健康、可持续的。中国目前的许多制度还不成熟、不合理，正因为不成熟、不合理，还可以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变革的生产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还有巨大的释放结构生产力的潜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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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向新常态过渡时期，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动力只能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改革、转型、创新）这“三大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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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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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第三章 2015，中国经济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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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既不必过度悲观，同样也不能盲目乐观。正确的态度应是谨慎乐观：从趋势看是乐观的，但这是建立在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及政府采取恰当的调控技术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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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经济形势判断与调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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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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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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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困难、微妙的调整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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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从2010年一季度以来，已连续18个季度增长率减速，长达4年多时间，而且此趋势目前尚未稳住；大规模的改革重新启动，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好的发展势头，但远不足以形成能完全替代过去增长的动能，改革红利的释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中过去多年积累的问题与风险正在逐步暴露，也在开始着手解决，但是进程与最终效果如何，现在还难以过早下结论；作为当前经济中关键变量的房市（价格与销售量）下跌与刺激房市政策重新启动已同时开始，情况错综复杂，稳增长和稳经济的压力很大。在此情境下如何分析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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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三期叠加”的表述是对当前经济现象最为形象的概括与描述，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但是，三期叠加的表述仅仅是对中国当前经济“现象特征”的表象描述。至于“换挡”换到哪个挡位？会意味着什么？“调整阵痛”表现在哪些方面？会阵痛到何种程度？前期的问题要消化，消化多少？又会意味着什么？以及更重要的，这三者不同的动态变化相互之间又是如何互相制约与影响的？最后会对经济大势起什么样的决定性作用？以上“现象特征”的表象描述并不能清楚回答全部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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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然仁者见仁，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会容易做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判断：一是过度的悲观论，动辄断言中国经济“要衰退”、“硬着陆”和“崩溃”等；另一种是盲目乐观论，看不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真实困境，只是简单地根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历史平均增速的数据进行外推，断言增速“筑底”之后还会年复一年持续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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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过度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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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确实正处于较为困难、微妙的转折时期，但是笔者认为对此不必过度悲观的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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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下行是经济内在逻辑发展调整的结果，适度调整有利于中国经济能持续健康地增长。尽管经调整经济增速在下行，但是，第一，产业、需求、区域、收入分配等结构指标出现较好的转折势头，资源环境成本消耗在减少。第二，即使经济增速在适当下行，但中国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若能保持6.5%～ 7%的速度，相对而言，仍是绝对的高速增长。这样一种中高速增长意味着对自身存在问题的逐步解决提供了进一步的财力支撑。第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东西部和城乡间的差距、逐步崛起的大国消费市场以及充裕的劳动力市场等要素，配之于目前的适度调整，可以相信，中国经济仍存在持续较长时期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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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经济的“超级繁荣”确实在银行体系内积累了一些问题与风险，但目前的银行体系同时已有所准备。2014年三季度末，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93%，近250%左右的拨备覆盖率，2.9%的贷款拨备率，意味着银行体系已准备了不良贷款翻番增长的消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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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持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30万亿人民币的优质国有净资产，这是中国经济防范经济大震荡的本线和巨大的财力保障，也是美国危机后美、日等国政府羡慕不已的政府调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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