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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积极化解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影响当前经济活力、削弱金融体系功能的主要原因之一。过剩产能占用大量新增资金，抬高资金边际利率，提高融资成本，造成资金错配。要建立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政策体系，通过兼并重组，促进行业内优胜劣汰和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巩固结构优化成果，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将需求增速下降的压力转化为供给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优胜劣汰，促进部门间、部门内生产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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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促进非贸易部门效率提升。生产性服务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可大幅度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有序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允许国内各类资本进入，形成平等的进入、竞争环境。完善服务业创新体系、标准体系、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和统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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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内需。改革措施既可能对短期增长带来冲击，也可能通过释放需求潜力，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加快推进基础和垄断性领域改革，放开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等行业的准入限制和门槛，允许民营资本以独资或混合所有制形式进入，形成行业内竞争新局面。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能力、降低产品价格。推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建设改革，鼓励各类企业参与垄断行业的竞争性环节，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公共交通、垃圾处理等准公益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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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创新活力。我国研发投入比重持续提高，在航天、基因技术、ICT（信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重要领域拥有较强技术积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结合改造升级潜力巨大，新技术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化优势明显；拥有受教育程度高、成本低的技术人才优势；已经形成多个各具特色的区域性的创新中心。然而，受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知识产权保护、行业规制等诸多方面影响，潜在创新能力未得到充分释放。应加快理顺体制障碍，培育创新创业文化，构建新常态动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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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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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2015年中国经济十大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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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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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曾说过，未来唯一的确定是不确定。尤其是在中国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特殊时期，要预测未来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一切规律和惯例都可能被打破，一切旧常态下的“不可能”都可能在新常态下发生。但作为一个市场研究者，预测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天职。近期我们经过认真的讨论和筛选，总结出2015年最重要的十点判断，放在这里供市场和时间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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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不再死守7.5%，增长目标更具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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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经济增速目标下调是大概率事件。2013年不具备的下调条件目前已比较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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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经济下行已有共识，经济年增长率保7.5%难度加大。历史上中央曾在1998和2011年两次下调增长目标，均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被动降速”。2013年底我们之所以坚持认为目标不会下调，核心逻辑就是当时房地产还处于上行周期，经济还在高位，“主动降速”可能性不大。2014年情况完全不同，房地产持续低迷，经济一直在7.5%之下运行，全年增长率可能在7.3%～ 7.4%之间，下调目标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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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2015年的政策腾挪空间明显缩小。即便定向宽松也会对总量产生扩张效应，而总量的扩张存在天花板。内部看，债务压力有增无减，猪周期[2]下通胀仍有隐忧，外部看，美联储启动加息，人民币汇率承压，这些内外约束直接压缩了2015年政策宽松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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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中央政策思路正在逐步适应新常态，其核心就是认清经济增速换挡的现实，容忍结构调整的阵痛，杜绝大规模刺激，以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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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确认将2015年GDP增长目标下调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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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加息为美元升值推波助澜，全球金融危机第三波进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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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美联储将启动加息，但具体时点不会像此前市场预期的那么早，最可能在年中左右。因为在当前通胀预期稳定、金融风险无虞的情况下，美联储没有动力过早退出，而且过早退出带来的强势美元也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但不管怎样，加息周期早晚要来，而美联储加息必然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加快复苏，这将导致国际资本加速从新兴市场回流以美国为主的中心国家，全球资产市场将随之重新洗牌：美元将延续2008年以来的大升值周期，大宗商品将趋势性走弱，新兴市场等风险资产将继续价值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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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升值、新兴市场重估的核心逻辑有两点：首先，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启动再平衡，其核心是去杠杆，提高储蓄率，结果是储蓄——投资缺口和经常账户逆差收窄，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对发达市场的顺差将大幅收窄，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趋势性减弱。其次，危机后美国依靠制度、技术等核心竞争力优势率先内生性复苏，经济前景相对乐观。反过来，新兴市场国家在失去外需引擎之后，又饱受国内人口老龄化、资源瓶颈等顽疾的束缚，经济增长前景堪忧，这种基本面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最终将造成美元和新兴市场货币的走势大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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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远未终结。我们可以把危机的传导划分为三波：第一波是发轫于中心国家（美国）私人部门的银行业危机，第二波是发轫于次中心国家（欧猪五国[3]）公共部门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从2013年伯南克首次释放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信号以来，金融危机第三波已经在外围国家（新兴市场）的对外部门拉开序幕，2015年，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启动，金融危机第三波将逐渐进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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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依法治国加强机制化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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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不断打破“惯例”和“禁区”。党的十八大之前5年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共32人，而党的十八大以后已经有50余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军委前副主席、政协副主席等。平均每个月查处两人以上，力度之大，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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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反腐的力度或有增无减，相关的三公消费将继续承压。从长期看，反腐将配合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否则，今天倒下一个老虎，明天可能有更多的老虎反扑。要想解除后顾之忧别无他法，只能继续改革、继续反腐，从人治走向真正的法治，让法律成为“打虎者”永远的保护伞，让“大老虎”无处可逃。正如王岐山就任中纪委书记之初所说：“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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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反腐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中央都会尽力避免“运动式反腐”，倾向采用“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才是反腐治本的根本出路，不依法限权、依法问责、依法治贪，前期成果很难获得制度保障，“运动式反腐”只能带来旧病复发，甚至报复性反弹。纪检监察系统在党的十八大后地位凸显，权力扩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依法治国或有新突破，纪委的类垂直管理体制有望加快推进，这有助于给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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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从筹划期进入落实期，改革红利加速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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