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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2015年中国经济十大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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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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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曾说过，未来唯一的确定是不确定。尤其是在中国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特殊时期，要预测未来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一切规律和惯例都可能被打破，一切旧常态下的“不可能”都可能在新常态下发生。但作为一个市场研究者，预测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天职。近期我们经过认真的讨论和筛选，总结出2015年最重要的十点判断，放在这里供市场和时间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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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不再死守7.5%，增长目标更具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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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经济增速目标下调是大概率事件。2013年不具备的下调条件目前已比较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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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经济下行已有共识，经济年增长率保7.5%难度加大。历史上中央曾在1998和2011年两次下调增长目标，均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被动降速”。2013年底我们之所以坚持认为目标不会下调，核心逻辑就是当时房地产还处于上行周期，经济还在高位，“主动降速”可能性不大。2014年情况完全不同，房地产持续低迷，经济一直在7.5%之下运行，全年增长率可能在7.3%～ 7.4%之间，下调目标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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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2015年的政策腾挪空间明显缩小。即便定向宽松也会对总量产生扩张效应，而总量的扩张存在天花板。内部看，债务压力有增无减，猪周期[2]下通胀仍有隐忧，外部看，美联储启动加息，人民币汇率承压，这些内外约束直接压缩了2015年政策宽松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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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中央政策思路正在逐步适应新常态，其核心就是认清经济增速换挡的现实，容忍结构调整的阵痛，杜绝大规模刺激，以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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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确认将2015年GDP增长目标下调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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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加息为美元升值推波助澜，全球金融危机第三波进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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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美联储将启动加息，但具体时点不会像此前市场预期的那么早，最可能在年中左右。因为在当前通胀预期稳定、金融风险无虞的情况下，美联储没有动力过早退出，而且过早退出带来的强势美元也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但不管怎样，加息周期早晚要来，而美联储加息必然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加快复苏，这将导致国际资本加速从新兴市场回流以美国为主的中心国家，全球资产市场将随之重新洗牌：美元将延续2008年以来的大升值周期，大宗商品将趋势性走弱，新兴市场等风险资产将继续价值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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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升值、新兴市场重估的核心逻辑有两点：首先，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启动再平衡，其核心是去杠杆，提高储蓄率，结果是储蓄——投资缺口和经常账户逆差收窄，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对发达市场的顺差将大幅收窄，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趋势性减弱。其次，危机后美国依靠制度、技术等核心竞争力优势率先内生性复苏，经济前景相对乐观。反过来，新兴市场国家在失去外需引擎之后，又饱受国内人口老龄化、资源瓶颈等顽疾的束缚，经济增长前景堪忧，这种基本面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最终将造成美元和新兴市场货币的走势大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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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远未终结。我们可以把危机的传导划分为三波：第一波是发轫于中心国家（美国）私人部门的银行业危机，第二波是发轫于次中心国家（欧猪五国[3]）公共部门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从2013年伯南克首次释放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信号以来，金融危机第三波已经在外围国家（新兴市场）的对外部门拉开序幕，2015年，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启动，金融危机第三波将逐渐进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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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依法治国加强机制化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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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不断打破“惯例”和“禁区”。党的十八大之前5年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共32人，而党的十八大以后已经有50余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军委前副主席、政协副主席等。平均每个月查处两人以上，力度之大，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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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反腐的力度或有增无减，相关的三公消费将继续承压。从长期看，反腐将配合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否则，今天倒下一个老虎，明天可能有更多的老虎反扑。要想解除后顾之忧别无他法，只能继续改革、继续反腐，从人治走向真正的法治，让法律成为“打虎者”永远的保护伞，让“大老虎”无处可逃。正如王岐山就任中纪委书记之初所说：“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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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反腐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中央都会尽力避免“运动式反腐”，倾向采用“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才是反腐治本的根本出路，不依法限权、依法问责、依法治贪，前期成果很难获得制度保障，“运动式反腐”只能带来旧病复发，甚至报复性反弹。纪检监察系统在党的十八大后地位凸显，权力扩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依法治国或有新突破，纪委的类垂直管理体制有望加快推进，这有助于给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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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从筹划期进入落实期，改革红利加速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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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改革的酝酿期，新政府正式组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决定》作为改革的总体路线图与作为改革领导机构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同时浮出水面。2014年是改革的筹划期，各方开始细化各项改革的具体方案，自2014年1月22日以来，深改组先后召开了五次会议，对财税改革、司法改革、户籍改革、土地改革、文化改革等任务推出了具体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决定提出的60项具体改革任务中，已启动了超过4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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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将是改革从筹划到落实的关键年份。对于在2014年已经提交深改组审议的上述几项改革，推进速度将相对较快。考虑到2015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而且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相对有限，所以既能稳增长又能调结构的财税改革、土地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可能成为重中之重。比如加快推进和规范地方政府债券，既能降低原本畸高的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降低系统性风险，又能解决公共投资的融资瓶颈问题，助力稳增长。而对于目前尚未在深改组讨论的改革，有以下几项可能陆续跟进。一是金融改革，比如存贷比的调整、存款保险公司、注册制、民营银行等。二是国企改革，比如国资委和财政部的权责有望更加明确，但在国资体制尚未梳理清楚的前提下，具体的试点推进可能存在难度。三是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中科院作为突破口已经率先行动，与此相关的事业单位改制也有望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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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短暂回光返照，中央调控思路回归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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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思路逐步明朗。一方面，不会继续把房地产“工具化”，所以必须保持政策定力，遏制“投机”需求，类似2009年那样的全面刺激（7折优惠 + 天量信贷）不会再现。但另一方面，房地产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应把房地产“妖魔化”。前期地产政策有“过紧”之嫌，主要表现在限制了“合理”的住房需求（首套房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所以近期通过限贷调整等措施把这部分限制放宽在逻辑上具有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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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限贷松动的作用似乎并不明显。地产销量没有明显改观，同比跌幅甚至有所扩大。但这一方面是因为2013年基数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最初新政细则尚未完全出台，购房者普遍选择观望，等待银行的具体优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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