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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35年中，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8%——这是前所未有的爆炸式增长。但有迹象表明，中国奇迹正在走向终点——或者至少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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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的增长率一直在下降。2014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降到了相对较低的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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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势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将继续面临强劲的逆风，至少与前几十年相比是如此。2015年，决策者将制定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他们将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增长目标定在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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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一国GDP目标时，首先要明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即假设内部和外部条件有利、未来增长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不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最快扩张速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了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今天，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要么来自技术创新，要么来自产业升级（将产能重新配置给更高附加值的新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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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位于创新前沿的发达国家处于劣势。要想从新技术中获益，它们就必须创造新技术。相反，发展中国家拥有后发优势，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模仿、进口、综合和许可实现技术进步。结果，它们的成本和风险更低。过去150年中，发达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3%，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保持着7%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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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经历了35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之后，还剩下多少后发优势？我们需要考察其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考察这一差距的最佳办法是比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差距越大，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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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略多。这一差距大致相当于1951年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差距，在此之后的20年里，日本平均年增长率为9.2%；这一差距也大致等于1977年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差距，在此之后的20年里，韩国年增长率为7.6%。1967年的新加坡和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差距——此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率。由此类推，在2008年后的20年里，中国的潜在年增长率应在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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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潜在增长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它是否可以实现，取决于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为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必须深化改革，消除经济中残留的扭曲因素。与此同时，政府应该更主动地克服市场失灵——如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这些失灵是伴随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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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潜力通过内需——不仅是家庭消费——保持“鲁棒”（Robust，健壮和强壮）增长。中国不缺少投资机会，有充分的产业升级空间和足够的潜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住房和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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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的投资资源十分丰富。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总和还不到GDP的50%——以国际标准衡量属于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的私人储蓄相当于GDP的近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即使面临相对不利的外部条件，中国也可以在短期内依靠投资创造就业；而随着就业岗位数量的增加，消费也会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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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外部环境会更加令人沮丧。尽管发达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进行了强力干预，启动了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但很多发达国家的结构缺陷仍没有解决。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收效甚微，欧洲央行正在步美国和日本的后尘，试图用量化宽松提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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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就业正在增加，但劳动力参与率仍然不高，经济也没有达到衰退后反弹通常可以达到的6%~7%。美国、欧洲和日本可能将经历持续低迷，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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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的增长可能会低于每年8%的潜在增长率。在为下一个五年制定计划时，决策者应该将年增长目标定在7%~7.5%，并在此范围内根据国际经济形势进行调整。这一增长目标有助于稳定就业、降低金融风险、实现2020年收入翻番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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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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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中国经济的第二次机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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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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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难度变大了，但机会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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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这跟全球格局有关，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是我们的开放，更准确地说是长期封闭、然后走向开放，释放了一个战后罕见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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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但这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冷战，跟中国、印度、苏联等发展中国家是不来往的，中国这些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空出一块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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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国家GDP人均200美元，翻两番才800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00美元。更甚的是，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是很少的，这样一来，我们要比人家差了80 ～ 100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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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开放，经济水平就会下去；开放后，中国制造的车从一开始的不像样，到后来慢慢像样，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向发达国家的工人靠拢。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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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中国人还肯学习，学习模式在改变，不光是仿照性的，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再跳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站在全球舞台来看，两个海平面虽然靠近了，但还有一些潜力，可以再释放10年、20年，不过也滋生了一些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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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低海平面往上走很开心，但高海平面的国家麻烦了，它们的资本都出去了，投到中国、印度去生产汽车等，发达国家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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