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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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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一个问题，将来谁种田呢？不要着急，大有人在。中国现在土地确权，农民逐渐变成城市户口了，但是农业仍然会有人做的。首先家庭农场主是一个新的提法，过去只有西欧、美国提到，中国现在第一次提出大力培育家庭农场主。农场主是要有一定资格的，农民把地租给农场主来种才放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逐渐走规模经济的道路。再一个是农业合作社，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由农民自下而上自愿组成合作社，成为致富的手段。第三，农业企业带资本下乡，带技术下乡，主要是可以租农民的土地，但是不改变土地使用的性质。就是原来是耕地，不能租来以后建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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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我举一个例子，北方我举一个例子，都是实地考察的例子。北方以山东烟台市龙口市的南山集团为例。南山集团是个大集团，它跟农村谈好了，农民全把土地入股到南山集团去，南山集团把农村的劳动力全组织起来，大量盖农民的宿舍，一家一栋，人都根据长处分配工作。有的在工厂做工，有的种葡萄，有的种蔬菜。这样的话农民就拥有一个新的南山集团的工人身份，当然在这里他可以有自己的房子，有工资收入，有入股的收入和出租房子的收入。这是一种农业企业带资本、技术下乡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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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南方的例子，我们带队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考察，那个地方很干旱，粮食产量很低，农民都很穷。企业就下乡跟他们谈，你一年能收多少钱？几百块。不用种地，把土地租给我，我每年每月每亩地按多少租金付给你，你愿意出去打工就打工，不愿意出去打工就在我企业中当一名合同工，每月发工资给你。企业就大量投资，推广国外引进的新品种，种的是菠萝。所以你到徐闻县去看，万亩地全是菠萝，因为它的气候适合，而且徐闻县的菠萝产量现在已经占到全国菠萝总产量的1/3。企业树了一块大牌子，连地名都改了，这块地叫“菠萝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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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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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费了很大的篇幅讲农村的问题，因为中国收入差别的缩小，主要看农民的收入是不是提高。国有企业改革重要性和农业改革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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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国主要进行两个层次的改革：高层次的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国资委不直接接管企业，而是下设公司，管理国有资本的配置。目的是将国有资本用活，产生更大的效益，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企业体制着重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选出董事长，监事会要起作用，总经理从社会公开招聘。要真正做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资本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就要实行混合所有制，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目标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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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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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晁盖掠劫来的财产并不是寨中的每个人平均分配，而是分成两袋，众喽啰们分一袋，头头们分一袋。以前人们以为吃大锅饭就是平等了，实际并不是。人们分成大众、中众、小众和特众，不同的人吃不同锅里的饭。所以说平均主义并不是真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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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还有一个故事，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有关。林冲犯罪被发配到河北沧州，路上经过了富豪的庄上。富豪听说过林冲的大名，希望好好招待他，庄上另外一个武教头心里不高兴，提出比武。林冲起先不愿意，后听富豪说与洪教头并无交情才答应下来。打了一会儿后林冲认输，说自己是犯人，身上有枷锁，没办法打赢。庄主令人卸下林冲身上的枷锁，林冲几拳就打败了洪教头，令他羞惭而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改革就是要简政放权，去掉他们的枷锁，让他们施展武艺。减少审批，只管该管的事情，可以预见，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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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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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第五章 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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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丧失其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以后，靠什么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保持长期增长。在成为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之前，或者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中国将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或者说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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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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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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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十分关心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也热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些关注，我认为可以从中国进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之后出现的两个显著变化谈起。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不再保持甚至显著低于过去多年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变化则是，中国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已经加快并将继续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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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早在1990年中期“九五”计划就提出来了，虽然具体的表达随后发生多次变化。但是，在“九五”期间乃至“十五”期间，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并不明显，在“十一五”期间传统的发展方式甚至有所加强，形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痼疾。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应对2008 ～ 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规模高达四万亿元的刺激措施，强化了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客观上延误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这在特殊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稳定，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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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国际经济界颇为中国经济的减速而担忧的时候，我们却应该看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越来越臻于成熟了。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含三项任务：从供给方来讲，是指从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生产率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需求方来讲，是指从过度依赖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产业结构角度，则是指从制造业比重过高转向服务业更快发展的增长模式。这几个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但是，实现根本转变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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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集中阐述三个与此相关的问题：第一，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即发展阶段变化如何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条件趋于成熟；第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主要的表现和最重要的后果是什么；第三，面对变化了的发展阶段及其带来的新的挑战，中国经济如何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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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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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后，很长时间里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是，在人口红利仍然存在的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源泉仍然强劲，尚能够支撑较高的增长速度，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还不是性命攸关的。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得益于优越的人口条件，获得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也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再加上中国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扩招等办法提高了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人力资本也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固然是人口红利的表现，但还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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