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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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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对许多国家经济的影响，国外政界和经济学界都很关心中国未来将以怎样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是不是中国经济从此一路减速，将其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让位于人口更加年轻的经济体，例如“薄荷四国”（奥尼尔按照潜在人口红利挑选的四个值得关注的国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呢？我认为做这样的判断还为时过早。那么，中国在丧失其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以后，靠什么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保持长期增长。在成为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之前，或者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中国将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或者说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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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刺激需求的手段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固然不可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提高潜在增长率却是可行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选择。国际经济学家、观察家和媒体报道对中国的改革有些误解，容易产生对公众和投资者的误导。这类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任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为了推动改革必然要牺牲增长速度。有的媒体上甚至称中国的改革是“抑制增长型”的。诚然，在当前全面改革正在积极推进的同时，中国GDP增长率出现较大的下行趋势，与长期以来10%左右的增长率相比不啻为大幅度降低。不过，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可以通过改革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应该成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新源泉。外国朋友不要寄希望于大规模的刺激方案，而应该学会适应适度放缓的中国经济增长，更应该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抓住自己的投资和贸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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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秋季，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在2020年主要领域改革任务完成之前，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度性障碍，制约着劳动力供给潜力的挖掘（如户籍制度）、投资效率的改进（如投融资体制）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性待遇）。通过推进改革拆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收获改革红利。例如，我和同事进行的测算表明，如果在2011 ～ 2020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每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99个百分点。而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则可以在2030年之后显示效果，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大约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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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旨在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前述能够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领域，恰好就是这样一些具有优先序，需要实现重点突破的改革领域。例如，相关的一项改革即户籍制度的改革，目标便是通过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建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和机制。由于目前农民工就业已经占到城市总就业的35%，这项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整体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达到延长人口红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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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和下放审批权等改革方式，鼓励更多非公有企业进入竞争性行业，通过建立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此外，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职工培训制度，保持人力资本持续提高，为未来日益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准备必要的技能型工人。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无疑都能够创造实实在在的制度红利，显著提高中国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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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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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户籍改革释放二次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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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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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什么城里人、乡下人，从今以后，中国只有市民和公民，这必定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文称《改革意见》），明确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时间表和具体目标，并对改革路径和操作方法做了系统性的顶层设计，这标志着户籍制度的新一轮深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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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户口，后会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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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成为《改革意见》中最重要的亮点。城市与农村居民身份标识从此统一，城乡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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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制度上严重阻碍了城镇化的自然发展，其中首要的障碍是户籍制度，其本质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在建国初期，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改造，国家采取农业补贴工业的方式，以极低的粮食价格补贴工业的发展。为了保证粮食的供应，国家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身份限制越来越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最大阻力之一。它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农业人口也因此沦为“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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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把“迁徙自由”列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随后1954~1956年成为我国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大量的农民进城居住并获得工作。但是，农村人口过度频繁地流出给政府管理和经济秩序带来了巨大的管理问题。因此，在1955年后政府先后发布各种政策性文件限制农民进城。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更是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最后，在1975年的修宪中，“迁徙自由”被正式删除。此后公安部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之间处于一种“隔离”状态。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只有考学、参军（提干）、招工（或者顶替在城市工作的父辈）、婚嫁等非常有限的几种“鲤鱼跳龙（农）门”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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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放开农民迁徙自由权利发生在1984年。80年代第3个中央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包含一条不引人注目的通知：“1984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尽管户籍制度仍然存在，但是这个通知实质上赋予了农民进城打工的权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由此才开始真正发展，也由此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的概念。90年代初是第一次农民外出务工的高峰，近十年的外出务工的发展则是又一次农民迁移高峰。农民的迁移成本在一直下降，但是一直无法获得城镇户口的捆绑福利，在制度上仍然是不被重视的群体。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象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这种特殊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牵涉的城镇福利、社会保障和土地利益等，使得捆绑在农业户口上的“农民工”，不得不作为城市的临时公民，“暂住”在自己的国家里，同时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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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意见》的出台意味着在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户口的统一将带来身份的认同感，也预示着未来的深度城市化将成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和市民公民化的过程——这是建立有质量现代社会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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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愿意把“新型城镇化”称为“深度城市化”的原因，即新型城镇化必须回归“人口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关注核心在于关注“半城市化”农民工的市民化：即市民工作生活消费模式、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土地改革的核心理念在于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收益权，实现城乡土地同权同价；土地和户籍等制度改革将充分盘活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四大要素，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从而破解二元结构失衡，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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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不仅仅要清偿历史所亏欠他们（农民和农民工）的债务，还原经济发展的人本导向，它还将生成一个更具有效率也更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源利用格局和增长模式，在给予现代化生活方式条件下，提供更多人平等的发展机会，逐步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并培养出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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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推进，减轻改革的内部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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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户籍只是取消制度障碍，开放了要素自由流动的闸门，但外来人口要获得当地城市的公共资源，仍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有效配置。《改革意见》明确了各地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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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进城农民的身份转换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新增的城市居民获得均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然而，不同城市之间，尤其是规模、级别不同的城市之间，附着在户籍上的养老、医疗、教育、文化、就业等公共服务差别巨大。大量农民落户城市会给当地公共服务造成巨大冲击，对当地原住市民而言，移民的到来显著影响了自己利益，教育、医疗等资源将会被部分挤占。来自于城市内部的阻力也正源于此。以郑州2001年户籍改革为例，政策实施一年内共新增人口15万。2004年郑州市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开，实行按固定住所落户、放开亲属投靠的直系限制。到当年秋季新生入学时，郑州发现市内各学校凭户口入学的儿童暴增，学校人满为患，严重超过承载力上限，给未来几年的财政支出也带了较大压力。而北京市通州区外地家长抗议排外的教育政策以及上海市民反对开放异地高考等事件，无一不凸显了户籍改革的难点与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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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区域之间相对平衡。“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是提高相对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第二个层次，城乡之间相对平衡，重点是提高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第三个层次，城镇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之间的相对平衡，重点是非户籍居民合理分享当地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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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意见》也明确了不同等级城市的户籍改革路径，全面放开了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基于常住人口规模，对于中等城市、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确定了不同的落户政策。层次推进，有助于减轻改革的内部阻力，同时有助于稳定外来人口的发展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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