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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国在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常规投资活动边际收益下降的过程中，依然具备了通过改革释放制度供给红利的巨大潜力。通过改革来放松供给约束，以制度供给来激活供给潜力，是目前最值得争取的未来增长前景。通过改革来达到经济增长“趋稳”、“蓄势”，把“新常态”和需要调动的“新动力”，以及在认识上特别需要强调的“新供给”有机结合，应是使未来我国进入长期的次高增长速度区间状态的最重要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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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常态中的宏观调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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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宏观调控管理政策也需要从思路上调整，结合“促改革、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达到使经济增长完成“趋稳”、“蓄势”和进入“新常态”的次高速增长区间的目的。当前，在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变的同时，我国宏观调控总体贯彻了“相机抉择”原则。2014年被称为中国“全面改革元年”，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调控具有为全面改革的展开提供条件配套的特殊意义，而2014年初经济运行一度表现出的较明显的下行压力，亦使宏观调控当局的动向与举措备受关注。半年过后，已看到颇具亮色的调控成绩：继龙头指标GDP于2014年一季度报出7.4%的增长率之后，二季度的运行又在明显企稳的同时略有回升，GDP增长率达到7.5%，使上半年的经济增速站在7.4%以上。从PMI等先行指标的动态和一系列经济指标综合分析，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有望重演前面两年“前低后高”轨迹、至少不出现明显下滑，使全年经济增速达于7.5%左右，应是大概率事件，即2014年初“两会”上提出的年度经济增速引导性预期值，应当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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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看，2014上半年我国宏观调控的特色和亮点，有如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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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一以贯之地体现了“让市场充分起作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调控理念。哪怕在2014年初经济下行压力较明显、市场预期较悲观，甚至有境外新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舆论抬头的情况下，宏观决策层坚持明确地给出信息：只要中国经济运行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政府绝不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这是在7.5%引导目标量值加上“左右”二字的情况下，清晰宣示了“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空间，而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正是挤压、排解过剩和落后产能、促使企业和产品升级换代的有效压力与动力机制。这一点表明中国宏观调控当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调控哲理，在复杂局面和压力时段中，具有其稳固的逻辑和坚强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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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维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框架不变的同时，成功地贯彻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原则，以所谓“微刺激”有效推进了“稳增长”，并提振了市场信心。从宏观运行状态的“区间掌握”出发，宏观调控当局在认为无需对财政、货币两大宏观政策“积极——稳健”搭配这一基本框架和各自定位做出调整的同时，又审时度势、灵活运用了经济调控理论的“相机抉择”原则，在政府投资安排、财政支出重点和支出进度、货币政策力度和定向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必要的“稳增长”举措，被舆论界称之为“微刺激”，动作虽“微”，但有理、有利、有节，效果已经有较好显现，市场氛围也随之有所改善和提振。这一点也体现了中国“宏观调控艺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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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宏观调控中鲜明地运用供给管理方式和手段，注重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强调结构优化，兼顾一般。在所谓“微刺激”的投资事项上，通过适当对高铁工程、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项目、农村水利设施项目等做出重点支持，既能对经济运行产生适当的景气提升作用，又能体现在改善民生、支持城乡基础设施升级并培育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后劲等方面的综合效应；在财政结构性减税事项上，特别注重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减税支持，既有利于鼓励草根创业和民间资本释放潜力活力，又有助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雪中送炭式扶助低端；在货币政策几轮适当掌握的定向降准中，颇具中国特色地把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总量调节型政策工具加以结构化运用，支持“三农”、小微企业等弱势领域。这些都使中国宏观调控在供给侧的有效供给机制得到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较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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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把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把短期与中长期目标有效衔接。在调控中，坚定地实施减少行政审批、简化企业工商注册程序、压缩政府“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扩展营改增改革的行业覆盖面、推进反腐廉政建设、进行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等改革举措，并为即将正式展开的财税配套改革、公车制度改革等做了很好铺垫，体现了在宏观调控中把短期状态掌握与中长期攻坚克难配套改革过程衔接起来、寓调控于改革的全局协调和长远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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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上半年宏观调控取得较好成效的基础上，2014年8月间又遇下行压力，但当局基本态度是主要看就业率和物价指标而不看重增速，估计下一段我国宏观调控将会继续体现上述亮点和特色，但随各项改革任务展开，全局协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的确可能上升。建议有关部门总结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有效结合起来，更多注重在供给端发力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跟踪国民经济运行动态并前瞻性地考虑政策储备与项目储备，在全面改革深化推进过程中，使我国宏观调控更好地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取向和促改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功能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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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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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必须立足于服务全局，努力促进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与提高质量，并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把短期的、年度的调控与中长期实现“五位一体”全面改革目标衔接起来。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优化，至少需考虑把握好如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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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的框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调控哲理。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绝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目前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来做“一松一紧”的搭配，总体上适应新常态进入期的调控需要，有利于在景气水平、就业率水平可接受的底线上，让市场更好发挥优胜劣汰、调整结构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只要经济运行不出现可能穿破底线的重大特征变化，对此绝不轻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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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两大政策在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互有侧重、优势互补的同时，总体上需更多考虑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货币政策的调节通常势必带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在配合、策应货币政策时，理应把现阶段的总量扩张（以赤字规模和举债安排为代表）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结合，突出重点，兼顾其他，以财税政策手段倾斜支持“三农”、社保、小微企业、科教创新、教育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另外，2014年货币政策方面定向降准等把总量型政策工具结构性运用的操作，也值得及时总结经验，加入供给管理的区别对待式政策组合。以财政、金融相互协调机制支持的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发展，亦需放入供给管理框架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在供给侧发力，有助于结合中国国情与特定发展阶段，在新常态下把从保障房建设、小微企业创业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等，到重大项目建设等的一系列重要事项做好、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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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两大政策的设计与运作必须积极有效地服务，配合推进财税、金融等方面改革的展开和深化。财政改革作为在被称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率先启动的重头戏，将在预算管理、税制和中央地方体制关系三大方面推出一系列举措，也将在财政信息透明度、跨年度预算编制、资金绩效提升、转移支付、地方债务、具体税种改革和中央地方分配关系等方面，产生众多与新制度供给相匹配的新政策供给需求。金融改革的一些重要事项，如存款保险制和中小金融机构兴办、人民币“走出去”与汇率机制的优化，特别是关键性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亦都摆上了改革议程，需要政策配合。两大政策还要在深化改革中于国债发行、公开市场操作、国库现金管理等结合部方面创新机制。以财政政策为主支持公车改革、司法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等等，亦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政策的设计和优化，需要服务改革、寓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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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两大政策的松紧适度合理搭配、供需管理结合而更加注重供给管理和服务支持改革，其内在逻辑都在于要适合新常态的“趋稳”、“蓄势”与“创新”需要而服务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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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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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金融创新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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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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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改革跟在初次分配当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谈几点我个人的看法。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取得连续35年平均每年9.8%的增长，并且在这35年当中，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新兴大国。从这个方面来看，应该讲我们过去这35年的改革开放当中，经济发展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在这35年的发展当中，然经济增长率固是非常令人感到惊讶，可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收入分配恶化的情形，公平和效率没有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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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形，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当中兼顾公平和效率，在分配的时候更注重公平。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到当然是非常好，可是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在初次分配的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针对过去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公平和效率没有办法同时实现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改革开放是走的渐进双轨的方式，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对于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资本很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当中继续给予一定的保护补贴，这种保护补贴让我们在转型过程当中能够维持稳定。另外一种就是放开了在传统上面受到抑制的、劳动力密集的这些轻加工业的准入和发展，这些行业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竞争优势，我们的经济就能够比较快地发展。这种改革方式跟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转型刚刚开始的时候，学界和外国所主张的休克疗法比较起来，那应该讲是更好的。因为按照华盛顿共识来进行推行转型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它们的经济崩溃和停滞，危机不断，我们是稳定快速发展。应该讲我们这种转型的方式从绩效来讲是比较好的，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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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什么？为了保护补贴，那些传统的比较优势的大型企业，在经济当中还保持着不少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面的扭曲。主要表现在金融和资源以及一些服务业上，像交通、电信和金融行业上面的垄断。这些扭曲创造的租金一方面造成了腐败的滋生，同时恶化了收入分配。我们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存在着一些金融抑制，表现出的一个最主要的现象就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大银行跟股票市场主要是给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但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当中，不管从就业和生产的总量来讲，不管是在服务业还是制造业，最主要还是以农户跟微型、小型、中型的企业为主。这些农户、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雇用了我们70%到80%的劳动力，但是由于得不到金融服务，它们的发展是受到抑制的。导致的结果也就是工资的增长，相对来讲和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不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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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般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工资的增长受到抑制，就导致工资在初次分配、劳动力在初次分配当中是受到抑制的，反过来等于在补贴企业和资金的拥有者。除了这种由于劳动就业上面受到抑制、在收入分配上面所产生的影响之外，我们的资金价格，不管是银行的贷款，或者是在股票市场融资的资金价格，相对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来讲也是低的。也就导致了能够得到资金的人是得到补贴的，能得到资金的人相对是这些大企业，是比较有钱的人拥有的大企业。谁来补贴他们的呢？是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面得不到资金服务的这些农户，还有一般家庭，微型、小型、中型企业，他们也是相对低收入的群体，相对低收入的群体来补贴相对高收入群体的发展，这样就进一步造成了我们收入分配上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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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要达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是应该改的。我个人觉得，不仅是应该改，而且是可以改。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用这种双轨制的方式，保留一部分的传统体制的扭曲，是为了维持当时大型的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当中的比较优势，然后给它保护补贴，让它能够维持稳定。可是35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已经从80年代、90年代资金非常短缺的一个贫穷落后的经济，到了2013年人均收入达到近6700美元，现在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金已经不是极端短缺。很多在改革开放初期，往往比较优势的产业，今天已经是符合比较优势了。比如像我们的汽车产业，现在我们的汽车年产2000多万辆，每年出口200多万辆，产品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可以竞争，就代表实际上是已经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企业应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有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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