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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必须立足于服务全局，努力促进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与提高质量，并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把短期的、年度的调控与中长期实现“五位一体”全面改革目标衔接起来。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优化，至少需考虑把握好如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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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的框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调控哲理。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绝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目前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来做“一松一紧”的搭配，总体上适应新常态进入期的调控需要，有利于在景气水平、就业率水平可接受的底线上，让市场更好发挥优胜劣汰、调整结构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只要经济运行不出现可能穿破底线的重大特征变化，对此绝不轻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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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两大政策在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互有侧重、优势互补的同时，总体上需更多考虑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货币政策的调节通常势必带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在配合、策应货币政策时，理应把现阶段的总量扩张（以赤字规模和举债安排为代表）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结合，突出重点，兼顾其他，以财税政策手段倾斜支持“三农”、社保、小微企业、科教创新、教育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另外，2014年货币政策方面定向降准等把总量型政策工具结构性运用的操作，也值得及时总结经验，加入供给管理的区别对待式政策组合。以财政、金融相互协调机制支持的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发展，亦需放入供给管理框架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在供给侧发力，有助于结合中国国情与特定发展阶段，在新常态下把从保障房建设、小微企业创业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等，到重大项目建设等的一系列重要事项做好、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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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两大政策的设计与运作必须积极有效地服务，配合推进财税、金融等方面改革的展开和深化。财政改革作为在被称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率先启动的重头戏，将在预算管理、税制和中央地方体制关系三大方面推出一系列举措，也将在财政信息透明度、跨年度预算编制、资金绩效提升、转移支付、地方债务、具体税种改革和中央地方分配关系等方面，产生众多与新制度供给相匹配的新政策供给需求。金融改革的一些重要事项，如存款保险制和中小金融机构兴办、人民币“走出去”与汇率机制的优化，特别是关键性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亦都摆上了改革议程，需要政策配合。两大政策还要在深化改革中于国债发行、公开市场操作、国库现金管理等结合部方面创新机制。以财政政策为主支持公车改革、司法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等等，亦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政策的设计和优化，需要服务改革、寓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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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两大政策的松紧适度合理搭配、供需管理结合而更加注重供给管理和服务支持改革，其内在逻辑都在于要适合新常态的“趋稳”、“蓄势”与“创新”需要而服务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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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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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金融创新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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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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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改革跟在初次分配当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谈几点我个人的看法。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取得连续35年平均每年9.8%的增长，并且在这35年当中，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新兴大国。从这个方面来看，应该讲我们过去这35年的改革开放当中，经济发展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在这35年的发展当中，然经济增长率固是非常令人感到惊讶，可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收入分配恶化的情形，公平和效率没有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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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形，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当中兼顾公平和效率，在分配的时候更注重公平。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到当然是非常好，可是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在初次分配的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针对过去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公平和效率没有办法同时实现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改革开放是走的渐进双轨的方式，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对于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资本很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当中继续给予一定的保护补贴，这种保护补贴让我们在转型过程当中能够维持稳定。另外一种就是放开了在传统上面受到抑制的、劳动力密集的这些轻加工业的准入和发展，这些行业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竞争优势，我们的经济就能够比较快地发展。这种改革方式跟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转型刚刚开始的时候，学界和外国所主张的休克疗法比较起来，那应该讲是更好的。因为按照华盛顿共识来进行推行转型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它们的经济崩溃和停滞，危机不断，我们是稳定快速发展。应该讲我们这种转型的方式从绩效来讲是比较好的，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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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什么？为了保护补贴，那些传统的比较优势的大型企业，在经济当中还保持着不少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面的扭曲。主要表现在金融和资源以及一些服务业上，像交通、电信和金融行业上面的垄断。这些扭曲创造的租金一方面造成了腐败的滋生，同时恶化了收入分配。我们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存在着一些金融抑制，表现出的一个最主要的现象就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大银行跟股票市场主要是给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但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当中，不管从就业和生产的总量来讲，不管是在服务业还是制造业，最主要还是以农户跟微型、小型、中型的企业为主。这些农户、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雇用了我们70%到80%的劳动力，但是由于得不到金融服务，它们的发展是受到抑制的。导致的结果也就是工资的增长，相对来讲和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不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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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般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工资的增长受到抑制，就导致工资在初次分配、劳动力在初次分配当中是受到抑制的，反过来等于在补贴企业和资金的拥有者。除了这种由于劳动就业上面受到抑制、在收入分配上面所产生的影响之外，我们的资金价格，不管是银行的贷款，或者是在股票市场融资的资金价格，相对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来讲也是低的。也就导致了能够得到资金的人是得到补贴的，能得到资金的人相对是这些大企业，是比较有钱的人拥有的大企业。谁来补贴他们的呢？是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面得不到资金服务的这些农户，还有一般家庭，微型、小型、中型企业，他们也是相对低收入的群体，相对低收入的群体来补贴相对高收入群体的发展，这样就进一步造成了我们收入分配上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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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要达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是应该改的。我个人觉得，不仅是应该改，而且是可以改。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用这种双轨制的方式，保留一部分的传统体制的扭曲，是为了维持当时大型的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当中的比较优势，然后给它保护补贴，让它能够维持稳定。可是35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已经从80年代、90年代资金非常短缺的一个贫穷落后的经济，到了2013年人均收入达到近6700美元，现在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金已经不是极端短缺。很多在改革开放初期，往往比较优势的产业，今天已经是符合比较优势了。比如像我们的汽车产业，现在我们的汽车年产2000多万辆，每年出口200多万辆，产品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可以竞争，就代表实际上是已经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企业应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有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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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像大型装备业，在80年代、90年代，如果不保护、不补贴的话，它确实就活不了。但是我们现在大型装备业，像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它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可以跟西门子的产品竞争。在美国市场上面，可以跟卡特彼勒等产品竞争。不仅是三一重工这样的民营企业，比如像中联重科是国有的，但是它的产品同样是在欧洲市场、美国市场上可以跟外国的产品竞争，那就代表了它是符合比较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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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符合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它的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对符合比较优势的有自身能力的企业的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对于企业来讲，当然能补贴是好的，但问题是带来的结果就是前面所讲的收入分配的恶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这个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改革。如果说所有资源的配置都是由市场起决定作用，当然它的价格应该由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就解决我们现在对利率或者是对于其他资源价格的抑制应该放开的问题。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易纲副行长谈到利率市场化，不管是贷款利率还是存款利率都放开，这整个就可以改变过去在金融体系里面把钱放到金融体系提供资金的这些弱势群体，包括农户、包括一般家庭的储蓄就能够得到足够的回报，就可以改变过去由资金的拥有者来补贴资金的使用者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况。另外是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就是怎么样解决给实体经济当中的农户、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问题。因为我前面谈到，目前我们的就业主要是在农业和微型、小型、中型企业里面，这些是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的，如果它们发展得好，一方面能够解决收入分配、工资上涨的问题，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得更好。要解决这些农户、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创新的问题，就需要金融方面的改革，我谈几个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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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现在我们间接融资里面以大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过去银行的间接融资贷款的时候主要用的是抵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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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农户跟小微企业一般没有什么好的抵押品。过去大银行不太愿意给农户跟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有相当大的原因是交易费用比较高。但是现在有很多金融贷款方式的创新，比如说可以利用大数据来进行一些创新，给这些农户和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方式。目前我们国内有一些银行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像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创新，应该利用现在的科技手段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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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互联网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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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出现的众筹、众贷的方式，利用了互联网在信息上面的优势和交易成本比较低，给一般的储蓄者能够提供比较高的合理回报，同时也让这些分散资金的使用者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来提供融资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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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新三板。新三板就是利用金融的改革和创新，让一些小型的企业可以在资本上面得到资金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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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地区性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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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目前间接的融资主要还是以大银行和一些中型银行为主。但是从外国的经验和理论的分析来讲，最合适给农户、小型、微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还是地区性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包括地区性的中小银行。这方面的发展，我们在国内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做，但是进度非常慢。如果我们要真正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要解决目前在金融体系当中得不到融资服务、金融服务的这些农户和微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的话，相当大的程度还是必须靠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地区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如果这方面能够有比较好的进步，我相信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在初次分配当中，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目标就能够比较好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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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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