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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风险来看,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转方式还是保增长,这两者内在是有冲突的。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新“十二字方针”。但实施中的情况是:当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就突出稳增长,调结构肯定会受到影响;当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更可能突出调结构,但调结构可能对稳增长造成潜在影响。这说明协调两者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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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我们面临“四个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说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非常紧迫。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再把稳增长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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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究竟是中国经济高增长35年以后的理性回归,还是中国经济真的出现了大问题,看法不一。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没有大问题,但却有四种隐忧:一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二是地方债务,其中显性约有20万亿元,隐性更多;三是金融体系改革滞后导致影子银行作祟,一方面流动性泛滥,一方面银行缺钱,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四是产能过剩。因此,转方式、稳增长两者如何协调、克服冲突,对我们驾驭经济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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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风险,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被扭曲了。造成利益格局扭曲的原因很多,但在我看来主要有三:分配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均等,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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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配制度不合理来看,中国36年的改革开放,城乡、贫富、行业、地区四大差距没有一个被缩小,都被放大了。从机会不均等来看,企业之间不在同一竞争的起跑线上,国有企业很强势,但很难解决腐败问题,民营企业相对弱势。另外人与人的发展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权有势的子女游刃有余,要当官可以当官,要发财可以发财,草根小孩、农民小孩即使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毕业以后也未必找到体面工作。有人说中国全面进入“拼爹时代”,这可能使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底层的人往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少,继而可能会诱发暴力事件。从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来看,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三者叠加,控制相当多的中国财富,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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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任风险,正如我前面所讲,中国问题说到底是一种严重的危机和信任风险。现在是网络时代,中国有6.3亿网民、有12亿手机用户,超过60%的网民都利用手机上网。这些年来出现的如此多的网络事件,多数都是冲着党政机构和官员去的,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党政公信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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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风险,我们能不能通过反腐遏制腐败的蔓延,不仅关系到腐败本身,甚至关系到老百姓能不能再次支持我们的二次改革。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本想尽快推进全面改革,但后来很多人发现改革启动都很困难。所以改变策略,先“打虎”,后改革,通过“打老虎”,特别是打“大老虎”,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有了信心,这样才有可能支持我们的二次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前提。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治国使命、治国策略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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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实现治国使命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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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习近平要顺利实现其宏伟的治国使命,其关键可能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化解改革的阻力;另一个是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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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化解改革的阻力而言,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下,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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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既得利益阻力来看,笔者曾经在中共十八大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二次改革”的最大风险可能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就是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态从目前中国的实际状况看,主要可以归为三类:即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以垄断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既得利益集团。这三大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而那些借助权力影响力,主要靠子女、配偶等在市场上进行灰色资本的运作和并购,一夜之间就可能获取巨额暴利的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力,则是更大的腐败。周永康案在一定意义上把上述的“三灰理论”演绎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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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大危害在于激化三种冲突,即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这三种冲突后面都会看到既得利益的影子。所以李克强上任后,做的第一大判断,就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排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第一次使用了“利益集团”四个字,说党内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集团相互输送利益。所以我们说二次改革最大的风险就是来自于既得利益。如果说中国的一次改革我们主要是和贫困作战,那么中国的二次改革将主要和既得利益作战,这是第一种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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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阻力极可能来自于政府。政府阻力有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即观念阻力、行政审批改革阻力和部门利益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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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念来讲,我们很多官员习惯于以权治国,而不习惯于依法治国。法治政府的核心是治公权的,是治政府的。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所以叫“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含义。但是我们很多官员缺少这样的法治思维,缺少法治精神,缺少法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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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行政审批改革的阻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任以后,说5年内要把国务院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3,但是李克强干了不到两年,国务院的行政审批事项就减少了620多项,远远超过原定任务。对于改革成就,我认为还不能评价过高,毕竟国务院的行政审批改革仍未改变部门主导的格局,改革后会真正伤筋动骨的事项并不容易被精简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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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联系的,就是部门利益的阻力。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被法定化的现象并不少见。过去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了,社会市场化了,最不该市场化的权力在一些地方也被市场化了。部门利益权力成了牟利的工具、牟利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抑制部门权力异化的难度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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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化解改革的阻力,习近平治国使命的实现,还要最大限度地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们注意到,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提及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那么究竟什么是颠覆性错误呢?我认为“文革”就是颠覆性错误,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是颠覆性的错误,60年代初期“反右”是颠覆性错误,“文革”中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是颠覆性错误。所以我说未来中国的转型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习近平的治国使命,也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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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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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其核心有以下四点:第一,要认真研究共产党如何利用好自身的执政资源和领导资源。越是一党执政、越有领导地位,越是要审慎;控制的社会政治资源越多,越要防止由于掌握过多资源,导致战略性、全局性错误的发生。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形成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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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防止意识形态领域的沉渣再起,把中国再次拉到“左”的道路上。我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也并非没有任何依据。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正左右交锋。如何把控这个局面,防止中国再遭受“左祸”干扰,出现颠覆性错误,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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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与政治相对集权并行的形态下,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也是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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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同时,还要大胆地创新,特别是围绕政治体制的变革进行大胆创新,当前显得尤为紧迫。比如,在现行体制下如何通过改革顶层方案的设计,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构建一种共产党执政领导的、有效、有为的体制框架就很重要。在笔者看来,中共执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可以采取差异化的制度形式,其关键是要找到中央和地方的关键环节进行变革,不一定都要上下同构,这样也许更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从中央看,是要保证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这是关乎中国长治久安的最核心问题。要在总结过去经验基础上,在维持现有中央权力整体格局的前提下,大胆创新,长久保证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法治化、制度化,使之平稳交替,不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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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可以考虑实行党政融合的体制。比如省以下可以考虑构建党政一体化的体制架构。比较可行的操作思路是:市县委书记不要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因为一旦兼人大常委会主任以后,就等于把人大这个监督系统的作用大大弱化了。人大常委会主任应由人大选举出的领导人独立担任。但是市县委书记、市县长可以由一个人来担任。其产生的办法是:通过“三条线”产生一个一把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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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党委要推荐合格的书记候选人,可以推荐四到五个书记的合格人选,这几个人到市县党代会上去发表演说,谈谈当书记以后准备怎么干,然后让党代会代表投票选举。得票多的前四位或者前三位到市县人大上去竞争市县长,这几个通过党代会认可的人,都可以当市县长。在县人大会上,最后谁当选市县长,谁就是市县委书记。这样“三条线”产生一个一把手,既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也体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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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让一把手有组阁权,由一把手提名各部门领导,经当地人大常委会批准,一把手要负连带责任。与此同时,将现有的党政机构整合。广东顺德如此做了十几年,经济总量比青海、宁夏两个省还多,它的党政机关共设置了16个部门,党委6个,政府10个,多数都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如宣传部和文化局整合,组织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整合等。这样不仅仅能够大大减少人员数量,提高效率,还能使我们的治理体系更加符合共产党的执政使命和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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