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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是指权力向社会组织的有序转移，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政府职能能否彻底转变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就是自主的社会组织高度发达，具有承接政府权力转移的基本能力，并能通过行业自律实现自我监管，通过项目管理和服务合同出租，实现承接政府的部分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市场、社会的共治局面，并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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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体现。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法治体系，是一个政府、社会、个体都按照宪法法律行为的规则体系。任何组织、团体、法人、个体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从理论上讲，现代化的法治体系是一个立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的权威体系。所谓立法公正，就是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所谓司法公正，就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可以说，能不能实现立法和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能否稳定、持续、良性运行的关键环节，是消解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基本手段，是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根本保证，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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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保证。只有有了民主才有民生，才能保证公共利益或民众利益。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坚持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践中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可以说，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改革全过程，让人民成为改革的主体，让改革价值和目标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的基本抓手。只有始终在改革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原则，我们才能最终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真正实现人民幸福安康，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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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紧密相连，这就是说，国家治理的能力与水平的提升，都是国家治理体系良性运行的必然结果。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般来说是指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能力、公共财政与预算能力和选人用人能力的现代化。具体来说，其实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政府的公共精神或公信力，二是依法行政或政府履行自己职能的责任能力，三是政府的执行能力，四是政府的监督能力，五是政府的服务能力。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结构决定功能，没有治理体系或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就不会得到有效的发挥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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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一个具有崇高权威的政府。而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权威性的基本前提，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根本保证。唯其如此，政府的责任能力、执行能力、监督能力、服务能力能否实现，政府公信力是关键前提。没有政府公信力这一关键前提，政府的其他能力就很难实现。不言而喻，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是一个不贪不腐的政府，是一个实现了政府权力人民性和纯洁性的政府。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防止权力腐败，只有真正实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保持权力的人民性和纯洁性，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权威性政府，真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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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建立一个科学规范、依法治国、健康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才能实现公共权力的公共性，也才能最终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新阶段，科学规范的权力运行体系是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协调的基本制度保证；依法治国的权力运行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健康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关键环节。因此，建立符合现代性国家要求的权力运行体系是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要保证权力体系的健康运行，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首先要保证权力的纯洁性，使权力不敢贪、不能贪，真正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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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建设廉洁政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就是说，建设廉洁政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监督权力，就是要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真正通过制度平台和制度渠道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群众通过制度保证民主地参与权力建设的全过程，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人，只有这样权力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权力才不会腐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通过缜密的制度安排让权力运行切实公开透明。只有阳光下的权力才会消除滋生权力腐败的土壤，也才会根除腐败，实现廉洁政治，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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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才能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的制约和协调，最根本的还是要发挥各级人大作为权力主体机关的重要作用，形成对权力执行机关政府的有效监督，真正管好权力，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监督从制度上落到实处，才能大幅度压缩权力可能的寻租空间和机会，使干部清正和政府清廉得到制度上的保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除了加强纪检体制机制创新以外，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权力的运行真正摊在社会主义民主的阳光下，形成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体制机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用民主制度保障权力的清正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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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健全和改进作风才能实现常态化。作风问题是关系到党和政府威信和形象的大问题，是权力“软腐败”的一种形式，权力傲慢、权力奢侈和享乐，权力不作为、乱作为等，是直接影响干群关系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通过反对“四风”和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作风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为了保证作风问题不出现反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从制度上保证改进作风常态化，而要实现这一制度目标，让人民监督是关键的制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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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社会主义改革处于一个关键的节点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处于一个转折的临界面上，只要我们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着力推进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按照宪法和党章的原则和价值的要求，逐步实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着力打造让人民监督权力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制度平台和渠道，就一定能实现建设廉洁政治这一重大政治任务，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的好日子，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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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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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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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把眼光放在官僚机构层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就会变得悲观起来。尽管大家都在讨论改革，但没有多少人在行动，呈现出普遍不作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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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的主调子就是改革。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出台了336项改革方案，2014年的四中全会又出台了180多项。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改革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这些改革方案一旦落实，必将改变中国的制度体系。然而，如果人们把眼光放在官僚机构层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就会变得悲观起来。尽管大家都在讨论改革，但没有多少人在行动，呈现出普遍不作为的现象。改革不仅是顶层设计的问题，还要解决谁来干活、谁来改革的问题。至少如下几个原因影响着官员的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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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以往的分权式改革转向集权式改革，这表现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新权力机构的成立。集权式改革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国的改革先易后难，早期的改革比较容易，“穷则思变”，人们拼命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改革充满动力。但到今天，既得利益觉得现在的利益格局够好了，不仅不要改革，反而阻碍和反对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的分权反而会导致情况恶化，没有集权，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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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集权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从分权到集权，方式一转变，很多官员不知道如何作为。在集权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就会说：“反正权力都在你手里，那么你去干活吧。我没有权力，只能等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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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反腐败运动也对官员的作为产生影响。反腐败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国官员的腐败的高度（层级）、额度（金钱的数量）和广度（所设计的领域），已经超出了一般人可以理喻的程度。如此的腐败使得执政党威信大大受损，需要大规模甚至是超常规的反腐败，才能赢得社会的再信任。从执政党生存和发展来说，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这里，不难理解“不作为要比乱作为好”的说法。不过，反腐败运动既遏止了官员的“乱作为”，也遏止了官员的“作为”。改革需要官员有所作为，否则改革的举措无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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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官员任务导向的转型，即从以前的经济指标的单一目标，转型成为多元目标。这种转型也使得很多官员不知如何行动。学术界已经发现，中国的体制在实现单一目标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以往的GDP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单一目标。当然，追求GDP的目标，对各级官员和政府来说都是正面的，因为大家都可以获得利益。现在，政府官员的目标多元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再追求GDP指标，但其他的指标例如环保、社会满意度等多了起来，无论是体制还是官员，都表现出劣势来，很多人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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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来自民意的压力。因为腐败等因素，今天的中国，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互信极低。从前的一些改革，不仅没有给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利益，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老百姓因此不信任政府官员。在人民不信任官员的情况下，官员就无法作为。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也是想做一些好事情的，但老百姓不相信，一些改革举措，一旦出现来自社会的压力，政策就缩回来。民意的压力也来自今天中国社会利益和声音的多元化，做什么样的改革，总会出现阻力和反对者。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反对者具有了强大的动员能力，聚集足够的反对声音，甚至挟持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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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具有严重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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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官员的不作为，具有严重恶果。从经济上说，如果官员不作为，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二战”以来，全球只有10多个经济体逃避了这个陷阱。这大部分是石油国家，其余的就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有作为的政府，配合市场的作用，是东亚经济体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条件。人们因此称东亚模式为发展型政府。无论是产业的升级、环保的改善，还是中产阶级的塑造，不仅仅是市场的行为，而是和政府的作为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扮演了类似东亚经济体那样的角色。如果政府转向不作为，必然影响向高收入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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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社会治理问题。日本是一个不需要政府的社会。前些年发生地震、海啸、核泄漏三大灾难，日本政府不作为，但社会是有作为的。社会自身维持秩序，有效救灾。这些年的灾后重建，社会力量也在扮演主要角色。欧洲社会也差不多，因为预算原因，政府关门一段时间没有什么问题，社会还是运作良好。但中国社会力量至今仍然发展不起来，政府又开始不作为。政府不作为早些年已经显现，例如政府不是通过社会改革来缓解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反而是通过过度使用专政工具，即维稳体制，来强行维持社会的稳定，结果导致了更大的不稳定。尽管现在在纠正这种情况，但要社会具备自我治理能力，还要走很长的路。一旦政府不作为，社会本身无能力作为，国家有可能陷入失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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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和克服政府不作为的问题，必须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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