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21016
1703221017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首先需要清理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长期执政，在法律和法规上只能做加法，很少能做减法，因为后来的领导层往往不能否认前任所制定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很多法律和法规，大都是把以前的利益合法化。要改革，首先要把不合时宜的法律和法规清除，之后再立新法，这样既为改革清除障碍，也为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1703221018
1703221019
第三，处理好多元化改革目标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推出了全面推动改革的方案，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要有一个先后次序，尤其要找到突破口。突破口仍然很重要，没有人或者领导集体，能够同时推进这么庞大的改革计划。如果真的推动了，更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颠覆性结果，这是必须竭力避免的。改革还是必须循序渐进。同时，改革目标的优先次序也非常重要。例如，要处理好不动产登记和私有财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在不动产登记之前，首先需要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的法规；否则财富就会外流。原因很简单，首先要把财富保护在中国国内，然后再讲分配方面的公平。改革的突破口和优先次序的确立，更有助于解决官员的不作为问题，给他们一个行动路线图。
1703221020
1703221021
第四，要处理好民意和改革之间的关系。改革者必须处理好老百姓的短期利益，和整体社会的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只要是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的改革，即使遇到了不利的民意，也是需要做的。新加坡政府就是这样做的。改革不能被少数人的利益和民意所挟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经常通过各种方式挟持民意。在社交媒体时代，少数人很容易挟持多数人的意见。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政府既不能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能当人民的尾巴。看着民意治国，只能越来越糟糕。政府应当进行有利于整体社会利益的改革，赢得民意的支持，而不能让一些民意挟持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改革议程。
1703221022
1703221023
第五，要处理好反腐败运动和提供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政府官员的“乱作为”就是腐败。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现在基本上遏制住了“乱作为”，但没有提供另外的激励机制，这也是目前官员不作为的经济因素。这方面，中国有很多的改进空间。
1703221024
1703221025
合适的奖励人才机制
1703221026
1703221027
这主要有三个问题。其一是要改变官员的收入结构。中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和其额外的收入不成比例。中国是唯一公务员的各种补贴远远高于基本工资的国家。举大学为例，大部分教员，尤其是年轻教员的基本工资，只占其年收入的30%甚至更少。这就要求教员通过各种方式去创收，例如申请项目、写赚钱的文章或做演讲，甚至从商。这个过程中，没有人知道滋生了多少的腐败。教育界的专业主义精神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对很多教员来说，教书培养人、从事科研是副业，而到处赚钱则成了主业。官员也一样，权力寻租是主业。世界上各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是主体，甚至是全部的收入。中国如果能够调整工资结构，国家所花的钱总数差不多，但效果完全不一样，可以让公务员安心工作，教员安心教书培养人才。
1703221028
1703221029
其二是高薪养廉问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还是偏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薪养廉还是需要的。公务员加薪会遇到社会压力。但一旦出现无效无能的政府，社会压力会更大，使得政府和社会进入恶性互动。通过高薪养廉塑造有效政府，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就可以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1703221030
1703221031
第三是政府的人才问题。在发达国家，往往是一流人才做企业，二流人才做政治。但是在后发展中国家，往往要吸引一些一流人才做政治，因为高效政府是赶上发达国家的有效途径。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界竞争人才的问题。新加坡的官员高薪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企业界竞争人才。人们经常讲经济竞争力，实际上也要讲政府的竞争力问题。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是治理能力低下，主要是政府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要走出困境还需要有一个有效政府。
1703221032
1703221033
总体来说，通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到位。但如果解决不了官员不作为的问题，顶层设计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如果改革方案实行不下去，不能为社会提供实在的改革成果，社会对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会降得更低，政府的压力也会更大。可以说，改革方案能否实施下去，也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重在执行”，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硬道理。
1703221034
1703221035
（本文原载于《联合早报》）
1703221036
1703221037
1703221038
1703221039
1703221041
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
1703221042
1703221043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703221044
1703221045
在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个年头的今天，重建社会已经成为一件愈益迫切的任务。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在现实中，一种相反的趋势似乎开始若隐若现，伴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依稀可见，而对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为强化权力提出了新的论证。
1703221046
1703221047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
1703221048
1703221049
应当看到，重建权力的趋势不能仅仅看作某些思潮推动的结果，根本的原因是经济社会生活变化的本身。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等因素，使得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空前复杂化。我们前些年经历的金融危机、不时面对的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等，大多是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应对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能力，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更强治理能力的要求。
1703221050
1703221051
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甚至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更强大的、更无孔不入的、更精致的总体性权力？
1703221052
1703221053
从理论上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取决于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平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很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最后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发育很低的情况下，则会形成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
1703221054
1703221055
在这样的时候，势必会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权力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的时候，尤其是缺少社会的充分发育的情况下，独大的权力会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这无疑是我们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且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困境之一。
1703221056
1703221057
因此，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强化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的明确目标。
1703221058
1703221059
然而，在最近几年中，尽管社会建设的话题开始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但究竟什么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基本内容？应当说还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因而，社会建设的概念往往给人们一种空洞虚幻的感觉。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框架，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本文认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社会建设至少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1703221060
1703221061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
1703221062
1703221063
在我国，贫富悬殊已成事实。这个问题不仅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根源，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人们通常所说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就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如何抑制这种势头，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这就需要一种社会性的机制。
1703221064
1703221065
要看到，这种状况是在我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两种可能可供选择：一是退回到过去的再分配经济；二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如果退回过去的旧体制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选项，那么，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就成为我们唯一的出路。
[
上一页 ]
[ :1.70322101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