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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的道路意味着，第一，增强制度对于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第二，增强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能力。在有的国家，社会矛盾也很多，但人们不会如临大敌，为什么？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像在渠里流的水一样，人们知道到什么地方会流得急一些、什么地方流得缓一些，什么地方会拐弯、什么地方会泄下去。对这些阶段都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因此，我们需要准确判断社会问题，以信心、魄力和智慧建立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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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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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的问题不仅仅是投入少、水平低，而且不公平。我们现在不但市场成为扩大贫富差距的一个地方，连社会保障和福利都成为扩大不平等的一个因素。有资料表明，目前我国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根据2005年“两会”期间有关媒体披露的数据，我国人均门诊费年增长13%，人均住院费年增长11%，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2%，44.8%的城镇人口没有医疗保障；79.1%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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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休制度上，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提供的资料，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退休双轨制”，待遇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到2006年底，全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两倍多，随着津补贴改革的到位，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2007年上海某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企业高工，月退休金2006元，某民主党派机关一个普通司机退休金为2550元。自2005年起，国家连续3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但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指出，在从2000年到2004年的4年间，全国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年均增长6.31%，而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增长速度分别是13.45%和11.67%。1990年，我国企业和机关职工年人均离退休费分别为1664元和2006元，差距并不大。2004年则分别为8081元和16532元，前者仅是后者的48.8%，差距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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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保障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得从社会中抽取的资源更好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受不到有效的制约，政府的财政支出是不透明和不受监督的。这样，在社会保障的问题上，还特别需要防止“给你一件T恤衫，扒掉你一件羽绒服”的现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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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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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可治理状态。目前我们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处于这种状态了，比如腐败。因为腐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高度隐秘的状态，靠正常的制度化措施，已经没有办法发现这些腐败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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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问题，首先要使其进入可治理状态。怎么进入？关键是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的建设。比如规范的现金管理。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规范管理，超过一定标准的交易不允许现金结账，必须通过银行走账，事情就会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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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现金管理在发达国家已经是普遍实行的制度，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技术上也没有什么困难。关键是你做与不做。基础制度，只是规范的现金管理的其中之一，再比如我们的账目管理、票据管理、收入记录等，都是属于这种基础制度。这些基础制度就相当于我们城市中的道路、桥梁、路灯、管道、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一个社会的基础制度出了问题，这个社会的秩序也就无法保障。可以说，我们现在许多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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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研究过“制度是如何失败的”问题。制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更直接的是制度设计和安排本身的问题。但有的时候，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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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对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进行比较，发现在一些领域中，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并不比西方国家更为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为复杂和严密。但问题在于就是不起作用，其原因就是基础秩序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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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反腐败的问题是如此，在西方，有很多有效的规则，其本身都往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很粗疏的。正因为如此，有人到了这些国家后感叹，在那里要钻制度的空子是太容易了。为什么一些粗疏的制度能够有效运转而没人钻制度的空子，从而导致制度失效呢？关键的就是制度的基础。因此，要使我们的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必须重建作为制度运行前提的基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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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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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本轮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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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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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全力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创新社会治理，释放社会活力；用法律构建制度笼子，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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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第二次改革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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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普遍共识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中国将迎来改革2.0版，您认为这个新阶段意味着什么？会呈现哪些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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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对目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句话：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第一次改革的话，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称之为第二次改革。我们正在或即将进行的60项改革，几乎都是建立在对这一新阶段的判断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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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个新阶段有三个显著的标志：第一，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传统发展方式走到尽头；第三，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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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标志，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当前的改革开放整体格局，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中国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度和共识度在大大下降。在目前环境下，凝聚、重构改革的共识，比当年发动改革更难。第二，中国的“双转”（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型）在快速推进，但也积聚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第三，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形象不断被西方国家所误解误读，这背后更多的是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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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标志，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直接表现为，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其一，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其二，低端产业主导经济结构难以为继；其三，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其四，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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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35年，中国维持年均9.8%的高增长，但是它是三高换一高和一低，即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换来35年的高增长和低效率。我们大量消耗能源，透支资源，破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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