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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战鼓不再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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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旗在人类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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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联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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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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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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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地主宰着躁动不安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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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的地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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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世法则的拥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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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安详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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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3年的《华尔街日报》上，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引用这首诗呼吁读者支持克林顿总统对波黑战争的干涉。他争辩道，丁尼生的“光荣梦想”只有在美国准备好运用武力时才能实现，并且提醒读者，温斯顿·丘吉尔把这一段落称为“现代预言的华彩巅峰”，哈里·杜鲁门将诗篇复印件放在钱夹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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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耶鲁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新书以丁尼生诗篇中的“人类的议会”命名，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精神养分。这部关于联合国历史的著作旨在说明联合国如何发展，以更接近于丁尼生的希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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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51年，丁尼生的未来愿景看起来似乎已经实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时光已过去三十六年；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开始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政要和民众群集的水晶宫前为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祷告时说：“噢，主啊，是因为你，国家没有举剑彼此反目成仇，也没有再行战争；是因为你，我们的疆域内有了和平，我们的宫殿内富饶充沛。”和平的王国降临了；英国的实力、进步、丰饶和自由正在开创和平的普世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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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描绘了一个愿景，这比丁尼生笔下商船队将带来千年和平的愿景更为详尽。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是答案的一部分；答案的另一部分在于不同国家间公民社会不断增强的关系纽带。自由贸易将促进基于共同利益和日益繁荣的国家间和平。人民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国际人权和宗教组织的促进，会消除导致战争的误解，同时建立友谊。在让·巴蒂斯特·赛伊（Jean Baptiste Say）写下《关于市场必然播撒和睦与和平的种子的理论》之后，科布登相信市场原则和自由贸易的传播会创建欧洲自由国家间的和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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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尼生年岁渐长之后更为悲观，也许是更为明智；《洛克斯利大厅：六十年后》于他晚年时出版，语气显然不那么积极肯定。正如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于1910年出版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所描绘的，当我们“准备好给予战士在诗歌、传奇和罗曼史中应有的位置时”，我们现在开始想知道“是否还不到时间将他或他的部分良善温和地放在诗歌的搁架上”。据安吉尔所言，士兵的传统行动“从它们目前的形态看来在世界上并无存在空间”。和丁尼生一样，安吉尔看到了贸易“穿梭往来”和确立世界和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意味着战争对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破坏性。由于人类是理性的，战争会不断减少，并且可能已经消失了。安吉尔写道，战争“属于我们业已跨越的发展阶段”。军事力量“对社会和经济都没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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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幻觉》售出数百万册，可能是已出版的国际关系著作中最为畅销的图书；1914年8月后，销量下跌，但新版本于1933年和1938年问世。安吉尔受到诸多英国政治领袖支持；为推行其理念而成立加顿基金会，一系列研讨会、讲座和暑期研讨班获得资助，学者和思想家得以宣扬这些充满希望的概念。非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显然并未被打动：他在法国和德国追随者寥寥。然而，安吉尔在美国极受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安吉尔迁至美国，据说他影响了伍德罗·威尔逊的见解，并且坚定地支持国际联盟，在希特勒得掌德国政权那年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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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这场巨大的灾难并未削弱这种乐观情绪；它反而肯定了这个理念。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亨利·福特（Henry Ford）等美国大亨比以往都更为乐观。交战一年后，1915年11月卡内基宣称：“世界更为美好，我们很快可以重建圣洁的和平，并设立世界法庭。”[3]一个月后，亨利·福特包租了一艘“和平之舟”，并与一些和平主义者一起扬帆欧洲，“以碾碎军国主义，让男人离开战壕。我们的目标是永久停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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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残酷结局丝毫没有影响美国的欢欣情绪。1918年12月23日《纽约时报》的社论写道，“心智正常且有良知的人会反对国际联盟的成立”是难以置信的。的确，过往战争的恐怖令永久和平的建立更有可能，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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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有一些正义的追寻者、几类有深谋远见的人、挚爱同胞的人，他们梦想并预言，有以数百万计的人，准确地说是数亿人，他们对这次大战黑色的阴影、荒芜和悲恸深有体会并痛下决心：人类将不再经历这种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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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伍德罗·威尔逊的观点。协约国赢得战争令世界安全，因为民主捍卫着永久和平和民主世界之万象。对威尔逊而言，这并不是仅空许诺言的理想主义。这是可行的。这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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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们曾认为是理论和理想主义的东西如今却变成了实际的、必要的。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开端，我确信新型治国之才会将我们引领至努力和成就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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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总统们将反复申明：国家的价值和利益已经融为一体，这令理想主义路线成为唯一的可行之道。杜鲁门政府规划了美国冷战战略的脊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这份文件因其乞灵于美国理想而声名尤著，文中高调界定：“在一个因面临原子战争而逡巡畏缩的世界，仅寻求去检查克里姆林宫的设计并不是合适的目标，因为国家间秩序的缺失越来越不可容忍。这一事实赋予我们世界领袖的职责，这也符合我们的利益。这需要我们进行尝试并承担固有的风险，以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方式来生成秩序和实现正义。”这一主题再现于小布什总统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美国切身利益和深切信念如今合而为一……推进这一理念是我们国家与生俱来的使命。先辈们的成就值得尊敬。如今这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是我们时代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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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必然性是推进新时代和平扬帆的风。威尔逊将以往的战争描述为压迫和自由两大体系间的竞争，之后他在巴黎告诉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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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战争中自由的胜利意味着这样一种精神主导了世界。道德力量的强风穿行于世，人若逆风而行，必将蒙羞而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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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在一战后取得的胜利并不比诺曼·安吉尔和加顿基金会在战前获得的成就大；丁尼生笔下“人类的议会”固执地拒绝从天堂降临人间。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是普遍的和平，而是战争、谋杀和种族清洗。当布尔什维克镇压反对者并宣告苏联成立，旧的俄罗斯帝国疆域内残酷血腥的内战令数百万人陷入饥饿与痛苦。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横贯中欧和东欧大地，它们的瓦解引发多次战争和多波难民潮。土耳其人彼此残酷激战以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希腊人期望与一些现属土耳其但希腊族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合并，这导致大量难民流离失所，触发了凶残的战争。“志愿军团”由分崩离析的德意志帝国武装力量的残余组成，在混乱失序的昔日帝国东方领土上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非德意志少数民族战斗。共产主义者在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起义引起流血杀戮，不论是掌权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力量均大开杀戒。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执掌了政治权力；东欧大部分国家本来充满希望的民主实验落入一个又一个独裁者的手中。美国联邦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法国忙于采取报复德国的卑鄙政治行动；德国新生的民主遭遇经济崩溃而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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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数年之后，乐观主义就已复苏，“历史的终结”又一次仿佛近在咫尺。20世纪20年代，丁尼生的愿景再一次展翅翱翔。国联也许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运作良好，可世界看起来更为光明。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相对自由的年代。在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酷烈让位给了新经济政策下政治和经济的缓和。苏联正在经历一个“热月”？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Dawes and Young plans）再一次稳定了欧洲的金融市场，繁荣再次回到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的大部分土地。在魏玛共和国，对亲民主政党的支持上扬；希特勒越发像明日黄花。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似乎拉丁美洲的投票权在扩大，中产阶级也在壮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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