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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里根告诉福音派信徒，“让自由的火炬一直明亮，但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世上其他地方的亿万人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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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和里根还面临其他相同的问题。比起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历时颇长却断断续续的对抗，冷战更具连续性，但两场对抗都难分胜负，拖延数十年，有时对抗发生在前线，有时发生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伴随着缓和的间隔、同盟的逆转，以及诸多命运的变化。1588年无敌舰队失败后，西班牙便没有能力进攻英国本土。英国军队也没有强大到可对西班牙本土发动持久战。事实上，断断续续的冲突反而在迁延不决中转移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世界，即两大国到处散落的殖民属地、贸易航线和世界的海洋。英国的鹰派——往往是新教徒和商人——向往进攻性的反西班牙政策，同意在开放市场的前提下接纳教皇；温和派（一般情况下乡绅对昂贵的国外冒险并无兴趣）则是促进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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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存在另一个问题，一个国内问题。“并且确实它（西班牙）对你们的内脏感兴趣，”克伦威尔告诉他的听众，“它对此有兴趣。从我出生到现在，据报告英国奉守教皇制的天主教徒西班牙化了。”[15]罗纳德·里根恰好明白克伦威尔的意思，尽管随着暗喻潮流的变化他会谈及第五纵队，而不是共产党员“对我们的内脏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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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努力应对如何对待天主教少数派这一问题，1570年庇护五世将伊丽莎白一世革出教门，并宣布她是不合法的女王，基督徒没有服从她的义务，此后反天主教的刑法大幅收紧。对伊丽莎白一世来说，问题是如何辨别那些对君主保有忠诚或至少愿意和平生活在君主治下的天主教徒，和那些积极参与密谋杀害女王、使国家陷入内战的天主教徒。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入侵的威胁增大。天主教徒所受的压力增大；天主教神父进入英国变得非法，任何英国国民用任何方式为天主教神父提供住宿和帮助亦为非法。处罚是死刑。拒绝参加新教仪式者亦课以高额罚金。当无敌舰队从西班牙起航时，绳套再次收紧。地方官员受命将被视为安全威胁的天主教徒收监。一旦入侵威胁消散，法律实施就得以放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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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丽莎白统治的余下时期，天主教徒的法律地位随着与西班牙的战争危险多寡而恶化或改善。1605年前所未有的未遂恐怖行动[17]使天主教徒们经历了在她的继任者治下更黑暗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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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年11月5日，一个天主教极端团体将多桶炸药放在位于伦敦的议会大厦下，计划在上、下议院议员和国王都在此聚会时引爆炸弹。尽管只有少数天主教徒与这一事件有直接关联，尽管大多数英国天主教徒可能反对所谓的炸药阴谋，旧有的法律还是恢复了效力，新的法律也很快得到通过，反对如今看来比以往更危险的少数派。任何拒绝向詹姆斯一世行效忠誓言的人都会被剥夺地产、终身监禁，而这一誓言的措辞方式令虔敬的天主教徒难以接受，尽管也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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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42年内战爆发为止，天主教徒的境遇一直在不断改善；冷战中这样的时期会被称作解冻时期，由于不存在安全威胁，反对天主教的法律在实践中得以放宽。1632年，一位英国天主教徒能够出版向圣母玛利亚致敬的一组十四行诗；至少有一位法国耶稣会士的著作被译成英语并在牛津出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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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战来临时，英国宗教的政治化发展不断滋生忧虑。内战中大部分天主教徒支持王党。当时的国王查理一世娶了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17世纪30年代对天主教不断增长的宽容来自王室的影响，而不是议会。胜利的清教徒很快便实施报复；天主教徒同时被认定是保王党和异教徒。至少1600人的房屋和土地被没收充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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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年克伦威尔夺取政权时，他放宽了反天主教法律的实施。连年内乱后，英国需要和平与稳定。克伦威尔希望妥协与宽容能够巩固王国。然而，与西班牙的战争改变了局势，关注国家安全的保守新教徒要求对少数派采取强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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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伦威尔发表邪恶帝国的演讲约一个月后，一个新议案被提出来。有天主教徒嫌疑的人会被传唤到法庭发弃绝誓。这一誓词比炸药阴谋后提出的誓词更强硬。没有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可能这样起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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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名字），痛恨、厌恶和弃绝教皇的权柄，总体而言对教会也持这一态度，我自己尤其如此。我谴责和诅咒任何将报酬归于善功的教义。我坚定相信并公开承认不应崇敬圣母玛利亚或其他任何天堂中的圣徒；没有偶像崇拜，对他们不应祈求或崇拜。我主张对由人献祭的圣餐或献祭后面包和酒这类物品不应加以敬拜和崇敬。我相信炼狱并不存在，这是教皇治下天主教的虚构；授予赎罪券也是教皇的旨意。我也坚定地相信无论是教皇还是天主教神父都不能赦罪，那是信奉教皇制的天主教徒的胡言乱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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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如此起誓的人会立刻失去2/3的财产；第二次拒绝又会导致余下财产的2/3充公，以此类推。过去天主教徒可以通过将财产记在妻子名下来逃避惩罚。如今则情况不再：漏洞已被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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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个年代，这项法律仍充满争议。在议会中代表肯特郡的律师兰伯特·戈弗雷（Lambert Godfrey）认为这一法律令人厌恶：“我认为这与宗教裁判所没有区别，只是一边是钱袋受到榨取和折磨，一边是人。”[21]兰伯特能言善辩，但法案还是通过了，异议票数只有53张。这一法案被证明在把爱尔兰天主教徒和他们的故乡隔绝开来方面很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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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伦威尔所面对的另一问题的呼应声也在冷战中响起。反抗天主教的浩大战役常常逼迫克伦威尔建立奇怪的联盟，甚至与信奉教皇制的天主教国家结为盟友；杜鲁门发现他自己在帮助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元帅。尼克松（Nixon）和里根与共产党苏联的对抗，导致美国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改善；克伦威尔发现他自己试图解释为什么天主教法国是对抗天主教西班牙的有价值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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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问题又一次找到了相似的答案。正如杜鲁门和他的继任者注意到南斯拉夫共产党独立于莫斯科，克伦威尔声称法国实际上独立于教皇制，因此可以依据自身意愿缔结条约。克伦威尔也辩解说他与法国枢机主教马萨林的秘密联络会改善那个国家新教徒的待遇；感到不舒服的美国总统一贯抱有改善中国人权的期望，以此替冷战中的迂回曲折做辩护。让克伦威尔的处境更为困难的是，马萨林指出他改善法国新教徒待遇的能力取决于克伦威尔在让英国天主教徒生活在更宽容的环境方面获得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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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试图理解奥利弗·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政策的人与尝试理解美国冷战时期政策的历史学者会面对很多相似的问题。克伦威尔抨击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他们的西班牙同盟在1649年至1652年间杀害了约两万名爱尔兰新教徒，但他自己在爱尔兰犯下残酷罪行的军队却仍然势力强大。[22]冷战中亦有同样的争论，美国支持的那些独裁政权有时与它所反对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样凶残。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天主教的反对“真诚”吗？抑或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只是他为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国家利益追求寻求公众支持所采取的不光明正大的策略？当克伦威尔决定帮助新教荷兰对抗西班牙人，他与天主教法国结盟并肩作战——在得到海峡港口敦刻尔克作为他施予援手的报酬之后，他是一个为上帝而战的宗教狂热者，还是一个推进英国利益的精明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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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可能会说他政策中的两种元素，即为上帝而战和为英国国家利益而战，是扭结在一起的，并且这本身就是天佑的标志。通过做好事和与信奉教皇制的天主教徒作战，英国将进展顺利、获得财富。对上帝好的事就是对英联邦好的事，反之亦然。可以想见，这一令人舒适的综合体赢得了那个时代众多英国人不加批判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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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克伦威尔的私下观点如何，他的政策无疑吸引了那些不那么关心他宗教信念的人的支持。很多在爱尔兰的英国士兵也许对重新分配爱尔兰农田比对神学争论更有兴趣。难怪他们中的某些指挥官和支持者会有意识且冷笑着利用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通过一些往往是犯罪的手段来为自己谋利。船长和船员乐意掠夺西班牙的贸易甚于推进新教前途。另外，众多顽强的、为信仰而战的战士鄙视物质收益，对于克伦威尔在反抗天主教的神圣之战中做出妥协以获得一些暂时性好处，约翰·伯奇协会强硬派的类加尔文派式成员有时会摇头否定，就像伯奇派痛斥与任何类型的共产主义者的“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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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织在一起。只有上帝本人能分清贯穿那个历史时期的线索中的黑暗与光明，英国人的友邦可能将英国的政策归功于英国的高尚道德信念，英国的敌人则更可能归之于它的国家利益。两种解释都可以在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期间克伦威尔的言论和英国的行动记录中找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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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不是与英语世界对峙的最后一个邪恶帝国。撒旦幸运地在塞万提斯的土地上被征服，他在埃斯科里亚尔被驱逐没多久就在凡尔赛新建的大厅里找到了住处。1689年，在英国被称为“奥兰治的威廉”的威廉三世即位，取代了被推翻的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英国发现自己被锁定在与法国的一系列战争中，和先前与西班牙的战争一样长久、一样危险。英国作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于1707年出版的一篇文章以此为主题，在一个更为世俗化的时代更新了克伦威尔的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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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确是英国最不可调和、最危险的敌人，”他写道，“他们的政府形式、他们的宗教、他们对英国实力的妒忌，还有他们的商业诉求、他们对实现世界帝国的追求使他们对我们充满仇恨与厌恶，令他们抓住所有机会来推翻我们的宪法、摧毁我们的宗教、破坏我们的贸易，并降低我们在欧洲国家中发挥的作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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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他们是决心征服全球的邪恶帝国；他们不能受到信任；他们雇用了间谍来颠覆英国自身；他们制订了长远计划，危害英国的财产与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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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的理由当然高于狭隘的利益。艾迪生附和了克伦威尔将自由视作英国全部追求的呐喊，将自由描述成一位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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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女神，你，不列颠的岛屿在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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