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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关心守望欧洲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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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维持每一个开展竞争的国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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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战争威胁大胆放肆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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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受折磨邻居的恳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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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阳王和他的邪恶盟友及继任者的战争，和与西班牙的战争一样，迁延数十年。有时候是热战，有时候是冷战；很多战斗发生在第三世界，包括美洲的殖民者与法国印第安同盟之间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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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卫自由又一次必须，至少看起来必须，剥夺自由。隐秘的天主教徒查理二世和他公开的天主教徒兄弟詹姆斯二世取代克伦威尔后，天主教徒的处境逐渐得以改善，尽管偶有艰难时期。反天主教的法律依然存在，但国王们用他们的宽恕和豁免权令天主教徒更为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其自由程度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第一部刑法通过以来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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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二世流亡法国后局势发生了变化。路易十四待他以王室之礼，许诺法国军队将帮助他恢复源自他父亲的王位。入侵舰队将詹姆斯载至爱尔兰，那里的大部分人是支持他的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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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二世党人战争（支持詹姆斯的人被称为二世党人）很快便不光彩地结束了。“女士，你的同胞逃避战斗”，战败的詹姆斯向一位匆忙从败退的战场返回的爱尔兰支持者说道。“先生，”她回答，“你看上去跑赢了。”然而，来自法国的和兴起的二世党人的威胁都没有随着詹姆斯的失败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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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意大利教皇国的统治者教皇是威廉三世反法战争中的军事同盟，尽管梵蒂冈庆祝詹姆斯在博因河的新近失败，但天主教徒几乎普遍被看作是忠诚于老国王的。他们又一次从公共生活里被驱赶出来，承受新的压力和罚金。1715年二世党人起义占领了苏格兰大部分地区，受惊的新教徒把这看作天主教十字军。老的刑法典抹去灰尘重新使用，誓言被拿出了图书馆，经过长期准备的紧急计划投入使用，天主教徒和被认为是天主教徒的人必须向现在的国王、信奉新教的乔治一世发效忠誓言，誓绝教皇的要求。拒绝的后果严重：首先，天主教徒的活动受到限制，他们的马匹和装备充公，任何有“背叛”嫌疑的人会被预防性拘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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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的天主教徒少数派会站在国外的天主教敌人那边的恐惧导致了新的约束和迫害，与法国的战争在18世纪40年代再一次爆发。反天主教的暴徒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焚烧教皇和被称为“年轻的王位觊觎者”的詹姆斯二世孙子的肖像，有时也攻击有天主教徒嫌疑的人。又一次，地方官员手攥誓言巡视辖区寻找天主教徒和有天主教徒嫌疑的人。马匹和装备又一次被从拒绝宣誓的人身边夺走。其他惩罚也在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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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英帝国境内唯一可公开举行天主教弥撒的城市是公谊会的首府费城。刑法在其他地方已实施，以避免天主教第五纵队与法国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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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绝对王权的邪恶帝国法国最终于1763年战败。撒旦换了外套，但没换房子，1791年，人们发现他掌控了法国大革命中得胜的军队。当发现天主教不再适合他的企图后，撒旦抛弃了它，转而拥抱革命时期法国的世俗哲学。邪恶帝国曾经是保守主义和天主教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邪恶帝国成为世俗和现代的。拿破仑统治时期又有短暂变化，从无神论转回天主教，但撒旦翻来覆去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好事情。英国的观察者看到了克伦威尔谴责过的同样的景象：一个邪恶帝国与完全正确的国家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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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非常明智地观察到，邪恶帝国罪行相似：违反人权，有计划地实现世界帝国，阴谋颠覆英国，以及不忠无信，令谈判变得危险、和平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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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的皮特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1793年2月1日，他向议会警告法国雅各宾派带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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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利用军队的出击抓住每一次机会来摧毁每一个国家最神圣、最有价值的机制；以自由为名，他们决定通过雅各宾派的独裁把每一个国家实际上而非形式上变成他们的附属省……法国将所有的法律、人类和神践踏在脚下。它最后宣明了最贪得无厌的野心、对各国法律最大的轻蔑，而这些法律是迄今所有公开声明对宗教最为虔诚的国家所遵守的；并且除非它止步于这一事业，否则全欧洲必然很快就会从法国加农炮嘴里认识到正义理念——国际法——政府模式和自由原则。[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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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死，英国震惊了、震惊了，英国人开始组织一个又一个反法同盟，漫长的战争开始了。100多年前，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是一个弑君的国度，其敌人是君主制合法性的支持者；幸运的是，那时上帝与魔鬼都随机应变，对原则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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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之而来的敌对年代中，英国及其同盟与法国及其同盟在第三世界战斗；数十年的敌对状态，也因间歇的缓和局势不断被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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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外战争中撒旦的意识形态对英国形成的挑战是不够的。英国内部有雅各宾派的利益：激进派、自由派、通信委员会和其他在英国中心地带抬头的危险思想的巢穴。皮特的政府受到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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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2年和1793年，针对暴动的审判比过去87年还多；诗人和画家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对一名擅自进入的士兵说，“国王该死，他的所有士兵都该死，他们都是国王的奴隶”，他由此而受审（后被无罪释放）。1792年末，法国大革命政府给予推翻他们国王和暴君的外国革命者“兄弟般的帮助”，暴乱由此遍及北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当战争于1793年爆发时，英国政府镇压国内真实或假想敌人的行动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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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5月，英国政府获取了通信委员会这一由自由和激进行动者组成的网络的文件，中止了《人身保护法》的实施。这尤嫌不足，《叛国行动法》和《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问世，对全国言论和集会自由实施严格限制。在这些被称作“禁口法”的法律管制下，即便合法集会也会被地方官员下令解散；抵制这一命令的处罚是死刑。一位律师被判入狱18个月，因为他说了“我赞成平等……为什么，不是国王！”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著作《论人权》的出版商也获刑18个月；潘恩不得不逃亡法国，但被缺席审判为煽动诽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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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当局建立了威廉·威克姆（William Wickham）所谓的“预防性警戒体系”的机制。外事办公室对有嫌疑的外国人贴身跟进；邮局和海关检查颠覆材料；地方官员监视辖区内有问题的组织和个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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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天主教狂热的高峰时期以来，英国从未采取这么多反对异见者的措施，它们也受到英国国会反对派的尖锐批评，但是新措施的捍卫者争辩道，自天主教形成威胁以来，来自英国内部的敌人从未如此具有威胁性。禁口法的通过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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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这场战争中与传统的天主教君主并肩作战，对抗新的革命危险，天主教看上去不再像是一种威胁。1763年法国战败后英国天主教几乎立刻就开始了缓慢的解放历程。刑法仍然有效，但很少执行。1774年的《魁北克法》是血腥玛丽死后第一部宽容天主教徒的议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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