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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2年和1793年，针对暴动的审判比过去87年还多；诗人和画家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对一名擅自进入的士兵说，“国王该死，他的所有士兵都该死，他们都是国王的奴隶”，他由此而受审（后被无罪释放）。1792年末，法国大革命政府给予推翻他们国王和暴君的外国革命者“兄弟般的帮助”，暴乱由此遍及北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当战争于1793年爆发时，英国政府镇压国内真实或假想敌人的行动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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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5月，英国政府获取了通信委员会这一由自由和激进行动者组成的网络的文件，中止了《人身保护法》的实施。这尤嫌不足，《叛国行动法》和《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问世，对全国言论和集会自由实施严格限制。在这些被称作“禁口法”的法律管制下，即便合法集会也会被地方官员下令解散；抵制这一命令的处罚是死刑。一位律师被判入狱18个月，因为他说了“我赞成平等……为什么，不是国王！”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著作《论人权》的出版商也获刑18个月；潘恩不得不逃亡法国，但被缺席审判为煽动诽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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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当局建立了威廉·威克姆（William Wickham）所谓的“预防性警戒体系”的机制。外事办公室对有嫌疑的外国人贴身跟进；邮局和海关检查颠覆材料；地方官员监视辖区内有问题的组织和个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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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天主教狂热的高峰时期以来，英国从未采取这么多反对异见者的措施，它们也受到英国国会反对派的尖锐批评，但是新措施的捍卫者争辩道，自天主教形成威胁以来，来自英国内部的敌人从未如此具有威胁性。禁口法的通过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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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这场战争中与传统的天主教君主并肩作战，对抗新的革命危险，天主教看上去不再像是一种威胁。1763年法国战败后英国天主教几乎立刻就开始了缓慢的解放历程。刑法仍然有效，但很少执行。1774年的《魁北克法》是血腥玛丽死后第一部宽容天主教徒的议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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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翼受到打击的时候，天主教的解放历程仍在延续。1791年，接着又在1793年，议会通过《天主教援助法》，去除了所有天主教实践会导致的刑事处罚。1801年对爱尔兰天主教做出了进一步的让步。激进的法国革命党雅各宾派，而不是二世党，是皮特任首相时期英国内部的敌人，皮特本人竭其所能说服顽固的乔治三世给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完全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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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几乎与皮特一样憎恨雅各宾派，但拿破仑的世界帝国对英国而言和雅各宾派的革命一样危险。正因如此，皮特能够推敲两大挑战的共同之处，早在1800年2月3日，他就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永远不能相信拿破仑的政权并和它谈判，因为这一政权显示出“背信弃义，不受任何约束，不受条约束缚，对所有国家都接受的原则无动于衷，对人和神都不存在义务而不受约制”。[28]正如之前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波旁王朝，拿破仑寻求建立世界帝国，这是全世界自由和人类自由的敌人，拿破仑也憎恶英国的价值和文化：与他战斗是为全人类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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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所有人类的联合行动彻底打败了拿破仑，以拿破仑为伪装的撒旦最后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各位胜利者开会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中，英国伙同欧洲天主教君主们建立保住他们王位的政治秩序。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眼下是欧洲秩序的新支柱，英国希望它们能支撑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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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撒旦给了英国喘息的时间。英国只有少数时间感到焦虑，譬如法国偶尔用贪婪的眼睛盯住曾属于奥地利的荷兰的一部分，这一地区于1815年短暂地并入荷兰，1831年之后成为独立的比利时，由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利奥波德稳妥掌控。俄国看起来也不时和那个恶者[29]调情，打量着君士坦丁堡和英国在印度北部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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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间或警钟鸣响，但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新的邪恶帝国，德国皇帝承担了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的角色。1914年8月，一切注定，威廉二世军队的所作所为将英国自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以来第一次卷入欧陆战争：他们侵入低地国家，攻击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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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从来不是引人入胜的演讲者，但他在议会关于向德国宣战的演讲又带回了陈旧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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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没有任何国家曾卷入这么巨大的争论，这是我们所知的最伟大的历史时期之一，对此有更清晰的意识和更强烈的确信：我们不是为了侵略、不是为了保有一己之私利而战，我们是为捍卫对保全世界文明至关重要的原则而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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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9月19日，阿斯奎斯的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劳合·乔治引用威廉二世对即将开拔去前线的部队的演讲作为开始。“记住，德国人乃是上帝的选民。”威廉二世（据说）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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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灵与我，与身为德国大帝的我同在。我是他的剑，他的武器，他的副手。不从命的人有祸了，懦夫与不信的人必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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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明白其中的寓意。对威廉二世身边的一些人而言，至少这是新的邪恶宗教的呼召。依劳合·乔治的措辞，这是威廉二世和他的奴才们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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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条约束缚了德国的手脚。拿剑砍掉就行了。小国。小国阻挡了德国前进的道路。用德国的脚后跟把它们踩入泥沼。……英国。它是德国主宰世界的恒久威胁。从它手里把三叉戟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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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能看到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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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德国的新兴哲学打算摧毁基督教，这种提倡为他人牺牲的病态感伤主义，全然不对德国人的胃口……自由将消失，民主亦将遁迹。人类的前途将一片黑暗，除非英国和英国老百姓出面扭转乾坤。[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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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又一次举剑，前去摧毁基督教文明、小国、英国海军和英国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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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经由比利时发动侵略，陈旧的模式愈加清晰地显现出来。英国急于为其事业进行国内公共舆论动员和赢得中立者的支持，于是公布了一系列关于德国暴行的令人震惊的指控。例如，前英国驻美大使、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好朋友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公布了一份记录德国在比利时城市哈瑟尔特暴行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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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儿童遭到杀害；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手脚被钉在农舍的门上，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但证据充分，让我们必须承认暴行已发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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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也引用了目击者关于德军推进到梅赫伦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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