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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老的牡蛎看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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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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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老的牡蛎眨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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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沉重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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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它不会选择离开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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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牡蛎可能是法国人。在2003年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联合国反对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前很久，法国一直是最长久、最一贯地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建设者的国家；是法国最辛苦、最深入地思考他们哪里错了，是法国最频繁地试图打败或至少遏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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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对抗可追溯到17世纪晚期，那时英国是路易十四统治欧洲计划的主要障碍。1682年，伟大的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波舒哀（Bossuet）在梅茨的一次布道中谴责了“背信弃义的盎格鲁人”。[7]路易十四本人轻蔑地评论道：“英国是个长满酸臭杂草的小花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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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见证了两国之间意义深远且具有原则性的冲突的加剧。英国人把他们自己看作为自由而战；法国人将此看作文明和有钱有势的野蛮社会之间的战争。“卑鄙粗野”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对邻居的结论。[9]“作为一名法国人，作为一位人民代表，我宣布，我憎恨英国人……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商业民族是不是农牧业民族的对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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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人眼中，法英对抗是虔敬、以土地为基础和文明的罗马与残酷、攫取钱财、重视海洋和商业的迦太基之间古老战斗的重演。一首反英歌曲依据《马赛曲》的曲调而作，攻击“野心勃勃的迦太基/不正当移民的支持者”，[11]将折磨法国的所有国内灾难都归咎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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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掌权只不过是加剧了这种对抗和憎恨。“英国的贪婪和野心终于大白于天下，”1803年法国官方报纸《世界箴言报》（Le Moniteur Universel）上一篇署名为拿破仑的文章又一次祭出了反迦太基的主题：“影响她政策和野心勃勃目标实现的唯一障碍是胜利、稳健、繁荣的法兰西；她朝气蓬勃的开明政府；（并且拿破仑冒险地说到自己）她高尚杰出的领袖……但欧洲在观望。法国在武装。历史在记录。罗马摧毁了迦太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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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主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现。维希广播记者让·埃罗尔德-帕基（Jean Herold-Paquis）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每天广播，每天都重复他的口号：“英国就像迦太基，必被毁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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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支持美洲殖民地反抗英国，希望高尚正直的美国农场主与法国解放者并肩反对掠夺他们两者的英国商人。希望很快变成失望；看美国人越久，他们越像英国人。塔列朗（Talleyrand）在法国革命特别险恶的阶段在美国流亡，带回痛苦的新闻：美国人和英国人，不论他们自己说他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本质上是完全一回事。塔列朗说，每个英国人到那里都像到了家；没有法国人有这种感觉。[14]“确确实实，”1864年埃内斯特·迪韦吉耶·德·奥雷内（Ernest Duvergier De Hauranne）醒悟后写道，“这里不再是美国：这是英国，而且这个国家正确地被命名为新英格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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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美国更强大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关联开始在法国人的思想中消失；到了20世纪，恐英心理从法国人（更普遍地说，是拉丁人）思想的最重要位置上逐渐消退，对美国佬的憎恨和恐惧越来越多；美国内战中北方的胜利和紧随其后的法国支持的“皇帝”马克西米连·哈布斯堡（Maximilian Hapsburg）在墨西哥令人震惊的失败，给法国社会发出了恐惧和敌对的冲击波，人们开始思考和平文明的拉丁人和野蛮无情、强大得令人惊骇的美国“种族”在国际赛场上的对决。美西战争加快了法国和拉丁美洲将最大的恐惧从恐英转变为反美，法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是无礼的美国佬对温柔友好的西班牙人的野蛮攻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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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谴责美国，这是永久犯有危害人类罪的国家。”小说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亨利·德·蒙丹朗（Henri De Montherlant）如此说道。弗洛伊德（Freud）更温和：“一个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确是如此，但依然是一个错误。”[17]“我不憎恨美国，我为它感到惋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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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法国，在世界众多地方，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沙滩清扫和控制世界的方案是右翼和左翼的共同基础。拉丁美洲传统的天主教徒、平民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享这种核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三种力量的政治关系历来存在竞争，看三者中谁最有可能击败或阻挠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庇护九世（Pius IX）在众多问题上并不会达成一致，但在面对英美主宰世界的危险时他们意见一致。人们可以发现在伊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存在同样的模式，那里的世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伊斯兰激进主义者都在寻求对英美权力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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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这种自发形成的系统性憎恨和恐惧，以及对英美文明和权力的反对应该怎么称呼。这是一种元意识形态，如母亲般喂养着左右两翼的孩子。这超出了仅仅是反美主义，或仅仅是恐英主义的范畴，尽管两者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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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塑造世界历史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并没有一个名称。“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Waspophobia）是最切近的描述词语：恐惧和憎恨英美文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不论我们怎么称呼它，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和他们所作所为的憎恨和恐惧是驱动世界的发动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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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仅仅憎恨英国或美国，或憎恨这两国是不够的。就像罗伯特·莱伊一样，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需要对英美人在世界上的存在有一个综合完整的观点，相信英美文明从核心上就是邪恶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政策和实践证明了自身内部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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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辩护者，他认为美国是“一台机器，一台冰冷的、看不见的、没有理智的机器，其中的人只是一枚无关紧要的螺丝钉！”[19]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坚守传统的天主教徒还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高尔基对美国的描述抓住了英美文明的本质属性：冷酷无情的机器，对个人没有一丝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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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忍和贪婪在服务于顽固、专制和完全没有人性的权力欲时，会因粗鲁傲慢的伪善而更可怕，散发出无法抵制却令人无法容忍的粗俗：这就是我们的敌人们自17世纪以来对我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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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一般的冷酷和无情，这是一切的起点。英国与西班牙战争的英雄，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20]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和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21]可能并经常被描绘成袭击西班牙领土的海盗，贪婪而不顾战争法，后世由此把英美看作“空中劫匪”，在二战中用倾泻暴雨般的火力摧毁了欧洲的城市。（英国轰炸了鲁昂这座圣女贞德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城市后，维希宣传机构制作了一幅海报，声称“他们总是回到犯罪现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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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班牙年鉴学家描绘了德雷克在圣多明各的行为，在那里这位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喜爱的水手发动了袭击，他的手下“严重地冒犯了我们天主教徒的虔敬，他们侮辱了最受尊敬的耶稣基督和圣母玛丽亚的肖像，砍掉了它们手脚，将它们当成座位或用它们烧饭……两个年老体弱的修士没有力气逃走……因为抗议这种行为被拖出来，在公共广场上被绞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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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对英美国家暴行的宣传并不难找到。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征战即使用那时的标准来衡量还是令人震惊。17世纪末和18世纪早期对苏格兰高地部落的镇压因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爵士的小说而广为人知，成为欧洲世界的巨大丑闻。格伦科大屠杀——在对整个村庄进行屠杀之前，忠于威廉三世的部队作为客人在苏格兰高地人的村子里度过了12个冬日——令欧洲舆论在充满暴行的时代也陷入惊骇之中。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年代，近代大多数时间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令人既羞耻又恐惧。盎格鲁-撒克逊人领导了对众多欧洲之外土地上的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给欧洲大陆的批评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来攻击海象和木匠的道德优越性。非洲奴隶贸易和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种植园奴隶制，谢尔曼（Sherman）穿越佐治亚（美国南部的一部分，那时法国的舆论错误地相信那里从人种的角度来讲是“拉丁”的）的远征，英国人关押布尔平民的集中营，战后重建时期美国南方的种族政策，这种种恐怖现在看来与其说是浪漫拉丁色彩的，不如说是侵略成性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所有这些元素组合成了这个种族的肖像，只有它对黄金的贪欲才和它对权力的贪欲相匹配（当然，现代是对石油的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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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美人在战争中的残暴所进行的抨击在20世纪仍在持续。德国宣传机构抨击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海军的封锁及其所导致的欧洲饥荒和食品短缺，认为这是谋杀数百万无辜平民的蓄意行为——很相像的是，两次海湾战争间对伊拉克的禁运被攻击为冷血行为，用无助妇女和儿童的苦难作为政治武器。二战中英美的恐怖轰炸在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核袭击中达到顶点，这在战争中被德国和日本引用，后来又被共产主义者引用，以激起对作恶者的憎恶和愤恨。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国际新闻社的新闻充斥着有关暴行的故事，一些是基于事实，其他则由苏联和共产党宣传机构和假情报办公室捏造而成。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后，美国在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虐囚的报告和有关费卢杰等伊拉克战场的平民苦难的详尽描述是这一暴行长单上的最新内容。这种观念将经典的苏联冷战宣传与截然不同的伊朗理念混合在一起，正如2006年2月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回应小布什总统时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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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胳膊肘浸在其他国家的鲜血中。世界上哪里有战争和压迫，他们都参与其间。这些人用他们的工厂制造武器。这些人在亚洲和非洲发动战争，杀害千百万人民以促进他们自己的生产、就业和经济。这些人的生物实验室制造细菌并输出到别的国家，从而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这些人在上世纪主导了数场毁灭性的战争。仅在一场世界大战中他们就杀死了6000余万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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