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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美国更强大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关联开始在法国人的思想中消失;到了20世纪,恐英心理从法国人(更普遍地说,是拉丁人)思想的最重要位置上逐渐消退,对美国佬的憎恨和恐惧越来越多;美国内战中北方的胜利和紧随其后的法国支持的“皇帝”马克西米连·哈布斯堡(Maximilian Hapsburg)在墨西哥令人震惊的失败,给法国社会发出了恐惧和敌对的冲击波,人们开始思考和平文明的拉丁人和野蛮无情、强大得令人惊骇的美国“种族”在国际赛场上的对决。美西战争加快了法国和拉丁美洲将最大的恐惧从恐英转变为反美,法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是无礼的美国佬对温柔友好的西班牙人的野蛮攻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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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谴责美国,这是永久犯有危害人类罪的国家。”小说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亨利·德·蒙丹朗(Henri De Montherlant)如此说道。弗洛伊德(Freud)更温和:“一个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确是如此,但依然是一个错误。”[17]“我不憎恨美国,我为它感到惋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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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法国,在世界众多地方,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沙滩清扫和控制世界的方案是右翼和左翼的共同基础。拉丁美洲传统的天主教徒、平民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享这种核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三种力量的政治关系历来存在竞争,看三者中谁最有可能击败或阻挠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庇护九世(Pius IX)在众多问题上并不会达成一致,但在面对英美主宰世界的危险时他们意见一致。人们可以发现在伊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存在同样的模式,那里的世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伊斯兰激进主义者都在寻求对英美权力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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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这种自发形成的系统性憎恨和恐惧,以及对英美文明和权力的反对应该怎么称呼。这是一种元意识形态,如母亲般喂养着左右两翼的孩子。这超出了仅仅是反美主义,或仅仅是恐英主义的范畴,尽管两者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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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塑造世界历史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并没有一个名称。“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Waspophobia)是最切近的描述词语:恐惧和憎恨英美文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不论我们怎么称呼它,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和他们所作所为的憎恨和恐惧是驱动世界的发动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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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仅仅憎恨英国或美国,或憎恨这两国是不够的。就像罗伯特·莱伊一样,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需要对英美人在世界上的存在有一个综合完整的观点,相信英美文明从核心上就是邪恶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政策和实践证明了自身内部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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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辩护者,他认为美国是“一台机器,一台冰冷的、看不见的、没有理智的机器,其中的人只是一枚无关紧要的螺丝钉!”[19]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坚守传统的天主教徒还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高尔基对美国的描述抓住了英美文明的本质属性:冷酷无情的机器,对个人没有一丝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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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忍和贪婪在服务于顽固、专制和完全没有人性的权力欲时,会因粗鲁傲慢的伪善而更可怕,散发出无法抵制却令人无法容忍的粗俗:这就是我们的敌人们自17世纪以来对我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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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一般的冷酷和无情,这是一切的起点。英国与西班牙战争的英雄,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20]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和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21]可能并经常被描绘成袭击西班牙领土的海盗,贪婪而不顾战争法,后世由此把英美看作“空中劫匪”,在二战中用倾泻暴雨般的火力摧毁了欧洲的城市。(英国轰炸了鲁昂这座圣女贞德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城市后,维希宣传机构制作了一幅海报,声称“他们总是回到犯罪现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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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班牙年鉴学家描绘了德雷克在圣多明各的行为,在那里这位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喜爱的水手发动了袭击,他的手下“严重地冒犯了我们天主教徒的虔敬,他们侮辱了最受尊敬的耶稣基督和圣母玛丽亚的肖像,砍掉了它们手脚,将它们当成座位或用它们烧饭……两个年老体弱的修士没有力气逃走……因为抗议这种行为被拖出来,在公共广场上被绞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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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对英美国家暴行的宣传并不难找到。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征战即使用那时的标准来衡量还是令人震惊。17世纪末和18世纪早期对苏格兰高地部落的镇压因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爵士的小说而广为人知,成为欧洲世界的巨大丑闻。格伦科大屠杀——在对整个村庄进行屠杀之前,忠于威廉三世的部队作为客人在苏格兰高地人的村子里度过了12个冬日——令欧洲舆论在充满暴行的时代也陷入惊骇之中。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年代,近代大多数时间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令人既羞耻又恐惧。盎格鲁-撒克逊人领导了对众多欧洲之外土地上的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给欧洲大陆的批评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来攻击海象和木匠的道德优越性。非洲奴隶贸易和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种植园奴隶制,谢尔曼(Sherman)穿越佐治亚(美国南部的一部分,那时法国的舆论错误地相信那里从人种的角度来讲是“拉丁”的)的远征,英国人关押布尔平民的集中营,战后重建时期美国南方的种族政策,这种种恐怖现在看来与其说是浪漫拉丁色彩的,不如说是侵略成性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所有这些元素组合成了这个种族的肖像,只有它对黄金的贪欲才和它对权力的贪欲相匹配(当然,现代是对石油的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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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美人在战争中的残暴所进行的抨击在20世纪仍在持续。德国宣传机构抨击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海军的封锁及其所导致的欧洲饥荒和食品短缺,认为这是谋杀数百万无辜平民的蓄意行为——很相像的是,两次海湾战争间对伊拉克的禁运被攻击为冷血行为,用无助妇女和儿童的苦难作为政治武器。二战中英美的恐怖轰炸在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核袭击中达到顶点,这在战争中被德国和日本引用,后来又被共产主义者引用,以激起对作恶者的憎恶和愤恨。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国际新闻社的新闻充斥着有关暴行的故事,一些是基于事实,其他则由苏联和共产党宣传机构和假情报办公室捏造而成。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后,美国在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虐囚的报告和有关费卢杰等伊拉克战场的平民苦难的详尽描述是这一暴行长单上的最新内容。这种观念将经典的苏联冷战宣传与截然不同的伊朗理念混合在一起,正如2006年2月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回应小布什总统时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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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胳膊肘浸在其他国家的鲜血中。世界上哪里有战争和压迫,他们都参与其间。这些人用他们的工厂制造武器。这些人在亚洲和非洲发动战争,杀害千百万人民以促进他们自己的生产、就业和经济。这些人的生物实验室制造细菌并输出到别的国家,从而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这些人在上世纪主导了数场毁灭性的战争。仅在一场世界大战中他们就杀死了6000余万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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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叙利亚新闻工作者持相似观点。“谋杀在美国文化的基因中根深蒂固,”胡斯努·马哈里(Husnu Mahlli)博士在据说与政府有关系的土耳其报纸《叶尼萨法克报》(Yeni Safak)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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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费卢杰(的主题)……美国人用伊拉克平民做人肉盾牌来保护他们自己……对没有信仰、奸诈阴险、杀人成性的美国人,人们不能有什么期望……费卢杰清真寺爆炸后,美国士兵对着清真寺的墙撒尿拉屎,进行亵渎。在搜捕完人们的家后,美国士兵剥光妇女和女孩的衣服,并猥亵她们……美国人想毁灭这一地区所有人的人类价值。就像沙龙(以色列总理),美国人想玷污和羞辱我们,践踏我们的尊严。美国人与沙龙一道想把我们拖进绝望和自弃,从而奴役我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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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人用残忍服务于其贪婪,这一主题成为众多观察者用以解释神秘事件的关键性组织原则。“别斯兰:屠杀责任指向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一篇文章的标题,此文于2004年9月27日由自我认定为中立不结盟的新闻来源Voltarienet.org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刊登,讲述了300名俄罗斯学童死于和车臣有关的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俄国军事分析家论证说可怕的事件是更广阔的盎格鲁-撒克逊阴谋的一部分,其意在北高加索推进美国和英国的利益,报道引用了一些专家的名字。无情、贪婪、残忍和影响深远:盎格鲁-撒克逊威胁之“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甚至追捕孩子以满足他们对石油的贪求。[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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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对盎格鲁-撒克逊暴行的控诉并不总是如此偏执且不切实际;事实上远非如此。但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与众不同的标记并不是对英美暴行的敌意。反对罪恶不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讲英语的世界中很多最伟大的领袖也谴责并与这类罪恶作战。在攻击奴隶制时,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没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在揭露英国工厂和作坊的状况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没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在为爱尔兰寻求地方自治时,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没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在与种族隔离斗争之际,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不是反美者。众多揭露英军和美军在不同战争中错误行为的新闻记者之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国主义;他们是力图拯救病人的外科医生,而不是挥舞斧头砍杀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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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英美人可能为他们国家的各种邪恶和罪行而感到震惊并进行抗争的话,外国人指出罪恶的存在,谴责并反对他们,这没有错。反对美国在越南或伊拉克的战争并不必然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相信美国印第安人未获得很好待遇,这也并不会引发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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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者,与人道主义者相反,他们绝不仅仅把这些暴行看作军事史上的事件。它们是内在的兽性的表征,是窥探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灵魂的窗户——看到潜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心脏之中可怕而空洞的残忍。它们不是年轻士兵一时冲动犯下的放纵、鲁莽或令人遗憾的判断错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认为它们曾经过冷静的计算,是故意犯罪,致力于获得收益,并且没有什么比它们更能揭示盎格鲁-撒克逊人非常伪善地称之为“文明”和“文化”的核心中没有底线的道德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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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行从家中开始。对众多观察者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以攫取海外权力的残忍反映了英美社会的内在动力,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种残忍可追溯至英国历史的开始时期。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反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经典假设,写下了英国历史中“原始积累”的过程。他说,英国宗教改革、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战争、议会制政府的兴起和英国“自由”的发展都是英国贵族用以掠夺佃农的手段。地主通过圈地运动将佃农驱离土地;城市资本主义者付给那些面临饥饿威胁的几近绝望的前佃农们难以维系温饱的极低工资。信奉天主教和坚守传统的作者,比如希莱克·贝洛克(Hilaire Belloc)和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加入了马克思的抨击队伍。他们批判攻击辉格党。辉格党是詹姆斯二世颠覆者的继承人,同时它认为英国需要开明的新教主义才能通往自由和繁荣。这个批判行为以“辉格迷思”(Whig myth)而为人所知。对于反对辉格党的人来说,近代新教英国的历史是一部犯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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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许多作者都将英国宗教改革描绘成对土地寡廉鲜耻的攫取,与其说改革是受宗教驱动,毋宁说是受到英国都铎王朝统治者夺取天主教会财富的渴望驱使。贵族霸占了农民传统上对土地的权利,从而建立无情且不敬神的资本主义。在英国,他们圈起传统上的公共用地,将佃农逐出土地,从而令贵族得益;在苏格兰,1745年邦尼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即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反叛失败后,高地人被谋杀并被迫离开土地。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到乔治五世统治时期,爱尔兰天主教佃农受到无穷迫害,他们的财产被霸占,并受到剥削和强制移民,甚至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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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顽固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的人来说,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残忍服务于系统且压倒一切的贪婪,这是英美社会的主导特征。这并不是说有一个特定的地主压迫佃农、偷窃他们的土地,或是有一个特定的工厂主剥削他的工人:为了能够运转,整个英国的土地体系和工厂体系都得建立在偷窃和剥削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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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的人而言,资本主义,至少是在展现出凶猛的自相残杀形式的18世纪,是一个偷窃成性的不人道的体系。此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么想,天主教知识分子也从这个残忍野蛮的体系后撤,他们相信中世纪社会发展出来的所有保护和人性都被这个体系革除了。1792年,宗教裁判所将《国富论》列为禁书。显而易见,被称作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的激烈竞争,包括“公平价格”在内的一些传统概念,具有非同寻常的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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