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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对盎格鲁-撒克逊暴行的控诉并不总是如此偏执且不切实际；事实上远非如此。但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与众不同的标记并不是对英美暴行的敌意。反对罪恶不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讲英语的世界中很多最伟大的领袖也谴责并与这类罪恶作战。在攻击奴隶制时，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没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在揭露英国工厂和作坊的状况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没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在为爱尔兰寻求地方自治时，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没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在与种族隔离斗争之际，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不是反美者。众多揭露英军和美军在不同战争中错误行为的新闻记者之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国主义；他们是力图拯救病人的外科医生，而不是挥舞斧头砍杀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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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英美人可能为他们国家的各种邪恶和罪行而感到震惊并进行抗争的话，外国人指出罪恶的存在，谴责并反对他们，这没有错。反对美国在越南或伊拉克的战争并不必然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相信美国印第安人未获得很好待遇，这也并不会引发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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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者，与人道主义者相反，他们绝不仅仅把这些暴行看作军事史上的事件。它们是内在的兽性的表征，是窥探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灵魂的窗户——看到潜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心脏之中可怕而空洞的残忍。它们不是年轻士兵一时冲动犯下的放纵、鲁莽或令人遗憾的判断错误。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认为它们曾经过冷静的计算，是故意犯罪，致力于获得收益，并且没有什么比它们更能揭示盎格鲁-撒克逊人非常伪善地称之为“文明”和“文化”的核心中没有底线的道德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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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行从家中开始。对众多观察者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以攫取海外权力的残忍反映了英美社会的内在动力，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种残忍可追溯至英国历史的开始时期。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反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经典假设，写下了英国历史中“原始积累”的过程。他说，英国宗教改革、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战争、议会制政府的兴起和英国“自由”的发展都是英国贵族用以掠夺佃农的手段。地主通过圈地运动将佃农驱离土地；城市资本主义者付给那些面临饥饿威胁的几近绝望的前佃农们难以维系温饱的极低工资。信奉天主教和坚守传统的作者，比如希莱克·贝洛克（Hilaire Belloc）和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加入了马克思的抨击队伍。他们批判攻击辉格党。辉格党是詹姆斯二世颠覆者的继承人，同时它认为英国需要开明的新教主义才能通往自由和繁荣。这个批判行为以“辉格迷思”（Whig myth）而为人所知。对于反对辉格党的人来说，近代新教英国的历史是一部犯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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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许多作者都将英国宗教改革描绘成对土地寡廉鲜耻的攫取，与其说改革是受宗教驱动，毋宁说是受到英国都铎王朝统治者夺取天主教会财富的渴望驱使。贵族霸占了农民传统上对土地的权利，从而建立无情且不敬神的资本主义。在英国，他们圈起传统上的公共用地，将佃农逐出土地，从而令贵族得益；在苏格兰，1745年邦尼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即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反叛失败后，高地人被谋杀并被迫离开土地。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到乔治五世统治时期，爱尔兰天主教佃农受到无穷迫害，他们的财产被霸占，并受到剥削和强制移民，甚至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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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顽固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的人来说，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残忍服务于系统且压倒一切的贪婪，这是英美社会的主导特征。这并不是说有一个特定的地主压迫佃农、偷窃他们的土地，或是有一个特定的工厂主剥削他的工人：为了能够运转，整个英国的土地体系和工厂体系都得建立在偷窃和剥削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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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症的人而言，资本主义，至少是在展现出凶猛的自相残杀形式的18世纪，是一个偷窃成性的不人道的体系。此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么想，天主教知识分子也从这个残忍野蛮的体系后撤，他们相信中世纪社会发展出来的所有保护和人性都被这个体系革除了。1792年，宗教裁判所将《国富论》列为禁书。显而易见，被称作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的激烈竞争，包括“公平价格”在内的一些传统概念，具有非同寻常的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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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欧陆人关注无比贪婪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雅各宾派和拿破仑一世经验知识中的“新迦太基”。迦太基是重商航海社会；商人因其财富（那时罗马人仍为自己对物质利益的漠不关心而骄傲，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准确）和贪财而闻名于世。迦太基人也因残忍而著称；那里崇拜摩洛神，仪式包括焚烧婴儿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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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财富如此重视，当他们对他人表示赞赏时，他们会说他非常值钱，他们甚至能明确说出数目。”法国旅行者约瑟夫·菲耶韦（Joseph Fiévée）在1802年写的《英国书信》中这样写道。[27]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就整体而言是非常赞赏的，这大大有损他在法国的声誉，但他也非常肯定地把美国人归在同一阵营。“人们常常发现热爱金钱是每一个美国人最为根本的首要或次要目标，”[28]他写道，“美国人描绘的高尚可敬的志向，我们中世纪的祖先会称之为基于贪婪。”[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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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更少的观察者更不留情面。对这一民族性格中不讨人喜的成分证词甚多，费利克斯·德·博茹尔（Felix de Beaujour）在19世纪早期的观察中就包含了常见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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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不浪费机会让自己发财致富。获利是美国人所有话语的主题和行为的杠杆；因此，世界上简直没有一个文明国家像美国一样在情操上更少宽宏、在灵魂上更缺崇高、柔和美好的幻觉更少，而正是这几方面构成了生活的魅力。美国人为自身利益权衡一切、计算一切和牺牲一切。美国人只生活在个人天地，只为自己而活，将无私的行动看成非常愚蠢的事情，谴责纯粹让人愉悦的才能，显示出对各种英勇和光荣理念的疏远，并且不关注历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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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相信，英美人为追求经济收益而施暴是其第二天性。确实，用这种方式思考，他们的残忍和贪婪构成了他们不讲道德原则、剥削成性的国际体系的基础。爱尔兰流亡者阿瑟·奥康纳（Arthur O’Connor）为拿破仑撰写宣传材料，对英帝国进行了描绘，其中很多有趣的方面都符合今天的反对者们对美国的世界体系的指控：“一个欧洲尽头的岛屿，人口刚过1100万，横跨世界其他3/4的土地；一只脚踏在美洲广阔的土地上，另一只脚踩在印度，它把非洲交托给未开化和奴隶制，安的列斯群岛的产品会使它进口商品的名录膨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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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利用这种地位，“通过一种混杂着贸易、勒索、掠夺和朝贡的体系”，搜集商品再用虚高并垄断的价格售往欧洲，由此那些仍保持“疆域自主”的国家也被帝国“在海洋上征服了”。对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而言，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变化甚少；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几乎很难把它阐释得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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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幸存下来，拿破仑被放逐至圣赫勒拿岛，在那儿他继续反思这个背信弃义的岛屿的短处。“在我的印象中，你浪漫而有骑士风度，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懊悔地说，显然忘记了他更早的评论：“英国人没有高尚的情操，他们都可以被收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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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帝国灭亡了，但奥康纳对英美权力体系征服全球的分析获得了一代又一代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评论家的共鸣，他们认为英美体系在讲英语的世界创造了财富，因为他们在现在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方创造了贫困——正如他们抑制了欧洲竞争者的财富和安逸。在随后的岁月中，奥康纳的分析，对那个年代有思想的爱尔兰人而言合乎常情甚至在所难免，对在英帝国体系的束缚和限制下备受折磨的印度人、拉丁美洲人、法国人、德国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埃及人，以及众多其他国家的人而言更是显而易见且不可抗拒的。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希特勒对全球政治的分析、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政治战略都包含这些核心观点，这些观点也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Hugo Chavez）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讲话提供了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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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观察者谴责英国，一些观察者则希望进行模仿。德皇威廉二世感到德国需要殖民地以突破英国体系的束缚。日本需要一个在中国的帝国以成为“亚洲的英国”，这是日本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所期望的。其他日本人则指望美国人，他们提倡“亚洲门罗主义”，这会给日本在这一区域与美国在美洲同样的垄断权力。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认为德国需要广袤的资源区域，如此德国的人口可达到在长远时段维持强国所必需的规模，这基于他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地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所发挥效用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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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论你是想与他们作战，还是以他们为榜样成为世界强国，故事都很明晰：首先是英国人，随后是美国人在残忍和贪婪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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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堕落的社会当然不能创造出体面的文化或生活的品质，一长串的不以英语为母语的观察者描绘和分析了英语世界令人震惊的文化匮乏。法国又一次占了主导地位。“在国家的光鲜之下，英国人郁郁不乐地寻欢作乐。”1638年叙利公爵（duc de Sully）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么写道。[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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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迦太基没有高雅的文化，新时代的迦太基也没有。“我读了（莎士比亚），”1803年，拿破仑告诉他的顾问们，“根本比不上高乃依和拉辛（Racine）。他的所有戏剧都无法卒读；真是令人怜悯……法国无须羡慕英国的任何东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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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是欧洲最不开化的民族，”约瑟夫·菲耶韦写道，[35]“你发现他们天性不善社交，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们高度重视金钱；二是他们厌倦有妇人在场；三是他们对自己的夸张印象，近似于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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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更差。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有个很有名的观察：“美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神奇地直接由野蛮走向堕落、没有惯常的文明间隔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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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世界是集清教主义和放任于一身的令人恐怖的混杂，融教士与妓女为一体的可怕混合。欧洲来访者频繁地记录下英国安息日的沉闷枯燥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古板伪善。少有社会实验会像美国禁酒令的疯狂一样引来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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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人强烈的欲望让人既感惊慌又想发笑。法国访问者被口香糖的传播吓坏了，把这看作恶魔般的美国式健身，让下巴更强健、欲望更强烈。当代美国既是世界最肥胖的国家，也是纳粹式营养痴迷者和食物偏执者的家园，这成了全世界的笑料。没有什么比注重养生的肥胖疯子不停地狂踩跑步机更有盎格鲁-撒克逊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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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不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单一的粗野：女性的莽撞无礼，道德的伪善自负，橄榄球这类野蛮的运动，或是啦啦队这类最有力地击中欧陆人的不可思议的行动。大众文化粗俗——这在英国的音乐厅已是显而易见——证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已经掉进了可怕的深渊，对世界在欧洲本土所呈现的一切真善美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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