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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是欧洲最不开化的民族，”约瑟夫·菲耶韦写道，[35]“你发现他们天性不善社交，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们高度重视金钱；二是他们厌倦有妇人在场；三是他们对自己的夸张印象，近似于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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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更差。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有个很有名的观察：“美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神奇地直接由野蛮走向堕落、没有惯常的文明间隔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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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世界是集清教主义和放任于一身的令人恐怖的混杂，融教士与妓女为一体的可怕混合。欧洲来访者频繁地记录下英国安息日的沉闷枯燥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古板伪善。少有社会实验会像美国禁酒令的疯狂一样引来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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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人强烈的欲望让人既感惊慌又想发笑。法国访问者被口香糖的传播吓坏了，把这看作恶魔般的美国式健身，让下巴更强健、欲望更强烈。当代美国既是世界最肥胖的国家，也是纳粹式营养痴迷者和食物偏执者的家园，这成了全世界的笑料。没有什么比注重养生的肥胖疯子不停地狂踩跑步机更有盎格鲁-撒克逊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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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不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单一的粗野：女性的莽撞无礼，道德的伪善自负，橄榄球这类野蛮的运动，或是啦啦队这类最有力地击中欧陆人的不可思议的行动。大众文化粗俗——这在英国的音乐厅已是显而易见——证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已经掉进了可怕的深渊，对世界在欧洲本土所呈现的一切真善美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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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散文家和批评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e Enrique Rodo，1872～1917年）才华横溢地描述了这一前景，他的《爱丽儿》协助形塑了一个世纪来拉美对美国的回应。罗多说，我们曾经认为英国人差——他们的实证主义，他们的实用主义，他们对占有专一的执着到了忽视更高尚的文化和价值的地步，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可怕的。但美国人更糟糕——他们是好的品质没有留存、坏品质吞噬填满了空间的英国人。英国贵族保护英国社会免于商业阶级引发的最坏后果，但在美国，“没有樊篱减缓粗野心灵水位的上升，它散布并膨胀起来，就像洪水漫过无边的平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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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作家根里赫·沃尔科夫（Genrikh Volkov）将问题的来源放在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结构上：“总体上它对人类、对个人和精神文化有敌意，对获取收益有着夏洛克（Shylock）[37]般的激情，不仅存在于血液中，也存在于活生生的灵魂和跳动的心脏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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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夏洛克式的一磅肉，美国体系于是对它疲惫困惑的牺牲者给予“补偿”：“廉价的文化、令人震惊的粗劣电影和电视作品、低品质的展览、色情文学、麻醉毒品和迷幻剂。”[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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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和苏联的辩护者沃尔科夫在很多方面意见不一致，但在美国文化这一主题上他们意见完全一致。索尔仁尼琴1978年对哈佛毕业班的著名讲话有一部分可能源自根里赫·沃尔科夫，他是一个伟大的异见者，将美国大众文化归纳为“令人反感的入侵式宣传……电视蠢蛋和……无法容忍的音乐”的令人迟钝的混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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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是著名的穆斯林兄弟会思想家，也是穆斯林反美主义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对自己见证的美国文化持相似观点。他首先描绘美国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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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孩非常了解她身体的诱惑力。她明白这种诱惑体现在她的脸、她善于表达的眼睛、她饥渴的嘴唇上。她明白她的魅力体现在浑圆的乳房、丰满的臀部和匀称的大腿、光滑的小腿上——她们乐于展现自己，并不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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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男人在他的观感中并没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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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原始性可从粉丝追捧橄榄球的情景中看到……或是在观看拳击比赛或血腥怪异的摔跤比赛中看到……这种景观让人无从质疑那些迷恋并渴望得到强健肌肉的人的感受中的原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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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放在一起，即使在教会地下室有监护人在场的舞会上，可怕的事也开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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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随留声机的曲调起舞，舞池的地板满是敲打地面的脚、诱人的腿、环着腰的胳膊、嘴唇贴着嘴唇、胸贴着胸。空气中满是欲望……牧师……走近留声机，选择一首适宜气氛并怂恿仍坐着的男女参与的歌曲。并且神父（原文如此）来挑选。[41]他挑选了一首有名的美国歌曲《宝贝，外面很冷》。[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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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丑恶的底层文化，令人生厌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危险的魅力，具有清教徒式的拘谨却也猥亵淫荡，近两个世纪以来一直让外国人惊骇。相比于巴尔扎克（Balzac）、左拉（Zola）与萨克雷（Thackeray）、特罗洛普（Trollope），大部分时间内英美文化对待性主题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学和艺术更为克制；英国和美国文化中这种社会许可，而并非性许可，震惊了众多外国观察者：下层社会和妇女参与文化制作和大众消费的程度，与弱势的高雅文化和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大众文化之间差异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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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高雅文化，如果存在的话，被看作是“庸俗”的：对艺术持敌对态度，与微妙精细为敌。说英语世界中的上等阶级更愿意骑马打猎，而不是聆听歌剧；下层阶级通过音乐厅、歌舞杂耍，以及20世纪以来的电影，对文化的主导性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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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量生产和留声机等工艺，放大了平民主义者和说英语世界粗俗的底层文化的影响力。大众文化第一次能够广泛传播。随着电影的兴起，全世界的普通民众都能看到美国的生活方式：傲慢的女性，独立的工人和农场主，年轻人准备好开始他们自己的生活，不用顺从传统或父母。专为美国大众市场设计出来的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倾泻出来，世界各地的精英和传统主义者对此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并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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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格泰姆音乐（多切分节奏的一种早期爵士乐）和爵士乐的时代到嘻哈音乐的时代，美国音乐也被看作是文化灾难的标志和对欧洲文明的威胁。在种族和民族性措辞中常见这一危险。乔治·杜哈梅（George Duhamel）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和《美国：一种威胁》（1931年）等书籍的作者，他写道：“北美对画家没有鼓舞，对雕塑家没有激励，没有发表一首由音乐家创作的歌曲，除了单调的黑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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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评论家阿道夫·希特勒基于这种先前已存在的欧式分析，曾注意到，“美国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揭示，它一半犹太化了，另一半黑人化了”。[44]诺贝尔奖得主、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优雅地表述了这一点：“美国建立了黑白混血儿种畜场，而不是培养有智慧的精英。”[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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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欧洲人谴责美国的种族政策残忍且不公正，他们也害怕美国的非洲一面（America’s African side）的蔓延。人种潜台词在1950年《明镜》周刊一篇关于美国音乐的可怕文章中不难读到：这种来自贫民窟的淫荡而有节奏的音乐使美国青少年成为“只受音乐统治的热带丛林部落里幽灵上身的巫医”。一篇关于“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文章暗示，他主要对“忘形的野蛮人”和“原始人”有吸引力。[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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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阿拉伯世界拥有憎恨美国的能力，因为它虐待黑人——并且蔑视美国，因为该国满是黑人。最近有一幅沙特报纸的卡通画以极度厌恶黑人的想象力，用老一套夸大的讽刺描绘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并用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的耳饰增强恐惧。[47]赛义德·库特卜称爵士乐“这种音乐由野蛮的丛林人创造出来，满足他们的原始欲望，他们对噪声的渴望是一方面，大量动物噪声是另一方面”。[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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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捍卫他们的音乐成就的美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海外的同盟者指出，爵士乐能使美国大众音乐最终获得智力上的声望。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未被打动：“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上升，任何因为单簧管的虚伪音符就将流行歌曲等同于现代艺术的人，任何错误地把用‘下流音符’装饰的三和音听成无调性的人，已经屈从于野蛮落后。”[49]阿多诺写道，美国大众文化“宣告容忍过度的麻木是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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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叙利亚国会议员穆罕默德·哈巴什（Muhammad Habash）来说，美国大众文化的庸俗与他相信的美国生活的尼采式哲学基础有关。“我个人将他看作，”哈巴什这样写尼采，“美国行政机构的哲学家和美国政策的哲学家。”哈巴什特别援引了尼采的格言作为美国今日世界政策的基础：“如果我们想建立我们的文化，我们必须压榨弱者、压迫弱者，粉碎他们，踩着他们的尸体攀爬。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化我们必须履行这一职责。”[50]哈巴什告诉我们，这不是对美国文化的攻击；毕竟，尼采是受到高度尊敬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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