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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奥萨马·本·拉登向美国人民发布了一条消息，总结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的犹太盟友）的敌人和反对者数世纪来认可的大多数主题。本·拉登发表了一份翔实丰富的控告，将美国人称作“婚外性交、同性恋、麻醉、赌博和高利贷的”民族，“人类历史上可见的最差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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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上教会与国家的分离违背了上帝的权柄。高利贷这一美国经济的基石允许犹太人操控媒体，并使美国人成为他们的仆人。美国人将淫乱等同于个人自由——这使克林顿总统在总统办公室的不道德行为未受惩罚。美国人赌博。他们剥削妇女，像对待消费品，却声称支持妇女的解放。商业化、商品化的性渗透在美国经济和文化中。美国科学家发明和传播艾滋病。美国的核污染在毁灭世界——并且即便如此，美国拒绝批准京都协议。美国政治只是假装民主；事实上它是财阀体系，犹太人在幕后拉着线操纵。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充满暴力的社会，把核武器投向日本是众多罪行中的一种。美国的伪善无可比拟；美国民主为有特权的白人专设。美国不尊重国际法，尽管它推动其他国家贯彻这类法律。“9·11”后的《爱国者法案》和其他严厉措施完全展示了美国声称捍卫人权的伪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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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美主义在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中已经取代恐英心理成为主导范式，海象和木匠，连同犹太人仍在世界上有着诸多想象的海滩上出没。提到英国和美国，本·拉登对一位采访者这样说：“这两国的政策对伊斯兰世界最具敌意，这一点众所周知。”[59]他随后回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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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说在斗争中有两方，一方是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世界十字军，由美国、英国和以色列领导，另一方是伊斯兰世界。[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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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的伊朗人同样看到老的伙伴关系仍在运作，并准备好抵制它。针对在国际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伊朗组织以为其革命输出服务的事件，总部设于伦敦的一家阿拉伯语报纸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的一位“理论家”描绘了伊朗针对首要敌人的未来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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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犹太人和基督徒没有借着粗暴和压迫取得进步？我们制定了战略去摧毁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并把美国人和英国人斩草除根。[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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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总统内贾德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也表现出相似的乐观，预测伊朗的敌人会倒台，这是他们弃教导致的结果：“今天，美国、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注定要消失，因为他们偏离安拉的教导太远，这是安拉的应许。”[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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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吃完了，沙滩还没扫——海象、木匠和他们的犹太主计长（paymaster）需要受召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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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和秩序的人长久以来寻求从军事、政治和文化层面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权力。四个世纪以来，为抵抗这种威胁而形成的对泛欧洲联盟的需求在欧陆治国安邦的讨论中显得非常突出。查理五世和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尝试在天主教正统的旗帜下，把欧洲联合起来反对迷雾笼罩的岛屿，但失败了。拿破仑催促他帝国的臣民支持他推翻背信弃义的店主所实施的古老暴政；法国知识分子提倡建立一个欧洲联盟，甚至包括1870年以来令人憎厌的德国以抵制盎格鲁-撒克逊威胁。德皇和希特勒都倡议促进欧洲团结，而德国站在无私的立场上，从而抵制盎格鲁-撒克逊威胁。冷战期间共产主义的宣传用尽办法离间欧洲和其盎格鲁-撒克逊保护者之间的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的欧洲，热心于欧盟的人争论说，只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才能足够坚定有力地抵抗美国全球化的阴险力量和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模式。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将海德格尔的反美思想引入战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中，在共产主义者瓦解西方冷战同盟的进程中发挥了作用。今天这一理念就算不是海德格尔的系统哲学，这一世俗的德国前纳粹思想在西方共产主义者中长久以来颇为流行，而且在中东地区一些穆斯林中成为新的时尚。那些人发现，在他们分别寻找反对和摧毁危险的美国体系及其扩散性工事的有效方法时，海德格尔原则性强的反美主义是有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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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四百年来，两种话语渐渐成型。母语是英语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捍卫、有时促进自由，保护弱者，为穷人提供机会，将道德和民主原则引入国际社会，而且在国内外创建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他们的敌人在同样的现实面前，看到的却是对社会和道德体系各方面的残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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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争论这些意识形态的不同是讲英语的国家和它们的邻国之间频繁战争的原因或结果，我们是因为彼此憎恨而争战，或因我们争战而彼此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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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细微之处的阴影多有参差。不是所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都是反犹主义者；不是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讨厌高雅文化。在盎格鲁-撒克逊地盘上也有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在法国也有亲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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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体而言，这一结论很难避免，即在讲英语的社会和它们的邻居及对手的频繁冲突中，一些非常真实、非常重要的事情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本质上这是宗教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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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米写道：“我们通过厌弃美国而敬拜安拉。”他属于反英分子和反美分子长队中得出这个结论的最新一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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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说，我们的敌人“都是世界上邪恶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是这个国家存在所面对的敌人……他们怀着很大的敌意，反对任何服事神的荣耀及其子民的人；而在这个国家，这些人看来却更出众，是的，是最受到庇护和承认的——我们不是虚荣地这么说——超越世上所有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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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可能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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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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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西方”崛起的传统叙事掩饰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古老且最尖锐的文明冲突：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欧陆持续数世纪的战争。在长年的战争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的欧陆对手在争执中墨水几乎和鲜血溅得一样多，笔墨之战甚至日益超过真正的战事。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向它的批评者学习了一些东西；牡蛎有它的道理。“他们”说的很多关于“我们”的事是真实且重要的。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从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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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所有伪善和欺骗、罪行和贪婪之下，一些非常真实的东西在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战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盎格鲁-撒克逊强权的自由帝国和欧陆不自由的帝国之间确有不同，不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一方有多少过错，令人吃惊的是人们不会想要恢复天主教绝对主义、雅各宾派的恐怖、拿破仑的狂妄自大、普鲁士的尚武、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疯狂的残酷、列宁主义浸透鲜血的“科学”狂热、斯大林的杀人偏执，或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令人头昏脑涨、思想贫瘠的官僚压迫。在某种程度上有人感到，正当或一旦像本·拉登和阿亚图拉·霍梅尼这样的狂热分子的偏执和恐怖主义像其他那些人一样被丢进历史的垃圾箱，世界对发掘和复兴克伦威尔及其继任者最新对手的教义和实践将同样兴味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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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人努力弄明白这场漫长的战争时，还有其他东西值得回顾：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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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以来，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仅与欧洲和其他地方不自由的反对者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首先是英国、接着是美国成为世界强权，且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这前所未见。这样说可能没有礼貌，但无损其真实性。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广阔、最强大、文化意味最显著的霸权——不顾其他有能力发动军事和意识形态战争来反对英美秩序的富裕强大国家的激烈反对。英美人已经不断壮大，越来越富有，而他们的对手遭受耻辱且蒙羞，直到他们学会适应英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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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伦威尔而不是海德格尔会提出的，从17世纪到现在，撒旦和他在地球上的奴才憎恶以英语为母语者，并努力打碎他们的骄傲、削弱他们的权力。强大的邪恶轴心兴起，反对以英语为母语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部队集结和经济权力结合在一起反对讲英语的世界——然而他们失败了。德雷克烧焦了西班牙国王的胡须；克伦威尔进一步让他悲痛心碎。马尔博罗（Marlborough）打败了路易十四的军队；老皮特（the elder Pitt）摧毁了路易十四继承人的帝国。小皮特（The younger Pitt）组织了对拿破仑的抵抗。威尔逊和劳合·乔治抵抗德皇；罗斯福和丘吉尔粉碎了纳粹，并用天火惩罚了纳粹反全世界的罪行。杜鲁门遏制斯大林；里根活着见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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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战争中，以英语为母语者都有同盟。一直都有这样的国家，常常是更小更弱的国家，它们和艾迪生一样，相信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会“回应受折磨邻居的祈祷”。然而，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孤立或近似于孤立的时刻也反复出现：当整个欧洲在梦魇般的单一权力统治之下，即当一个类似斯大林、希特勒、拿破仑或路易的人看来行将胜利时。极权意识形态的崇拜者自信而狂喜：英美人被轻蔑地摒弃，因为他们是过时的、与此无关的。暗黑领主成功了，联盟瓦解了，黑暗之塔升向天空，末日火山那让人内心充满恐惧的有毒烟雾覆盖着中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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