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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地方和其他地方，1689～1815年英法战争和1914～1945年英德战争之间的漫长间歇期见证了一系列特别的进步。在世界历史的传统叙述中，这经常与同时期几乎完全独立且并不引人注目的欧洲帝国主义插曲混为一谈。这就像马克·吐温所说的，把闪电和萤火虫混为一谈。德国人、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都在这一时期建立了殖民地；法国人建的更多一点，但并没有多太多；而英国人则建立了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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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英帝国和其他带有试探性质的冒险国家之间最大的差别是讲英语的自治殖民地的兴起。就像已脱离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19世纪的英国殖民地有着不同的历史，建立的目的也各不相同。但这几乎是在美国早期移民登陆马萨诸塞两百年后出现的第二波殖民浪潮，是英国继续在世界上留下历久弥新的印记的方式之一，彼时英国人已经在他们对抗法国的系列战争中崛起，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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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及之后，大约有9万名保皇党逃离美国，大多数定居于加拿大滨海诸省，这些来自美国的政治难民强有力地推动了英属加拿大的兴起。（并非所有的人都留在了那里，不过“迟到的保皇党人”[1]直到1812年还在涌入。）但直到海上安全在拿破仑帝国覆灭后得以重建，从英国到加拿大的大规模移民潮才开始——甚至直到1830年前后，工业革命造成的经济混乱仍令众多英国人试图在新的国家碰碰运气。在众多移民仍选择在美国生活之时，大量的移民涌向加拿大，并越过魁北克和蒙特利尔进入内地，到达今天加拿大英语区的中心地带——安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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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淘金热的兴起，加拿大都是成长最为迅速的殖民地，经常被称作“第二大英帝国”。为此，也因为在这些鱼龙混杂、有时候牢骚满腹的人群中存在着不安定的预兆，加拿大事务促使英国人认真思考新的方式来组织海外殖民地。1838年，杜汉伯爵（Earl of Durham）在一系列叛乱之后被派遣到加拿大。同行的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一个被判刑的重罪犯，他曾因引诱一位年轻的女继承人与之私奔而在监狱里服刑三年。这场婚姻由议会法案宣布无效，韦克菲尔德入狱，这是他第二次犯罪。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底线更高，本应禁止韦克菲尔德继续在公共视野范围内任职，但作为杜汉伯爵的职员之一，他有能力把他的观点放进有影响力的《杜汉报告》中，而这份报告引导了下一世代英国的对加政策。韦克菲尔德，还有他不那么张扬的写作伙伴查理斯·布勒（Charles Buller）和杜汉伯爵告诉英国当局，过渡到责任政府是让加拿大人和平留在帝国之内的途径。不仅如此，这样做还会让英裔加拿大人站稳脚跟，让美国人出局，让法裔加拿大人倒下，就像英国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评述一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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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这三个目标上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到1867年时，加拿大开始形成一个由亲英、以英语为母语者主导的联邦，对自身事务负责。从那时起直至现在，盎格鲁-加拿大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都公认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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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成为一个英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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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克菲尔德对最小、起步最晚的新英语国家的发展也同样具有影响力。1838年，当杜汉勋爵致力于在加拿大安抚愤怒的印第安人、法裔加拿大人和爱尔兰反叛者时，只有不到300人的欧洲移民生活在今天被称为新西兰的地方。原有的波利尼西亚居民毛利人设法组织足够凶猛的抵抗，这样他们可以强迫英国人承认他们实质拥有的土地和政治权利；19世纪40年代，殖民地一直在开拓，尽管偶有冲突；基督城和奥塔戈这两个殖民地尤其受到韦克菲尔德等人在殖民领土内培植的英国文化这类理念的鼓舞。基督城以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命名，人们打算把它建成圣公会城镇的典范，并拥有主教。奥塔戈是苏格兰国教会（苏格兰长老会）的城镇，有着相似的规划。主教很快就不愉快地离开了，但两个殖民地繁荣发展，仍然保留着一些原来的特征。到1852年时，尽管讲英语的人口仍很少，但这里已经开始要求“地方自治”。这项要求获得了通过；和加拿大人一样，新西兰人最后拥有了他们自己的议会和法律，同时仍是更广阔的讲英语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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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英语社会在澳大利亚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革命的后果。一旦大西洋殖民地独立了，这些地方就不再适合作为罪犯流放地。英国法律规定了超过200种的死刑罪，加上大量不安分的、经常无法无天的贫困人口，由于没有能力建造或支撑足够多的监狱来容纳所有罪犯，英国当局急于为判处“流放”的罪犯找到新的放逐地。还有什么地方比澳大利亚更适合安置他们——离英伦诸岛如此之远？殖民地会为英国海权在南太平洋提供基地则是一个附加考虑因素。1787年，第一艘从伦敦开来的船载有730名罪犯。到1830年时，超过5.8万名罪犯加入了这一行列，包括8000名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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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继续涌入，其中有一般刑事犯，也有与爱尔兰及工人起义等不同事件有关的政治犯，这意味着即便按照边陲社会的标准，早期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和统治也是野蛮而严酷的。“叛舰喋血事件”中的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担任过一个任期的总督；诺福克岛上的监狱是这个星球上最恐怖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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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是如此严酷和希望暗淡，然而另一个拥有责任政府的自由社会成长起来。甚至在母国政府停止船运罪犯之前，英国议会就决定不再重复失去美国的错误，给予澳大利亚省级议会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利。在这里，当有组织的殖民者以家庭为单位在澳大利亚南部大多数地方居住发展，爱德华·韦克菲尔德的理念又一次结出果实。19世纪中期的掘金潮威胁并淹没了澳大利亚生活中有利于家庭生活的那一面，因为全世界的流浪汉和梦想家冲进了金矿，促进了澳大利亚的经济、人口和犯罪率的增长。然而负责任、民主的自治和自我监管（警察曾经一度集体流失去挖金矿）很快恢复了秩序，澳大利亚继续着它鲁莽的进步，走向全面自治，成为全世界最民主、平等的社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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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抓住衍生的讲英语社会对海洋体系权力和财富的重要性，人们必须考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提供和仍在提供的战略深度与资源。除此之外，还有这些遥远、广袤而又富有的国家带给这一体系的资源和贸易。18世纪，来自美国的木材、沥青和焦油使得英国船只占据优势。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的黄金是英语世界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主要因素，它带给这些国家长期的经济优势，人们在今天仍能感受到这一优势的影响。美国南方的棉花、加拿大和美国北方的麦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羊肉和羊毛：丰饶的资源和机会倾泻在英语世界深感震惊的居民身上，推动这些国家的富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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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土地为海洋体系奉献了更多。去往这些地方的通路为英国人提供了一个出口，否则那些对本土的不满者可能会威胁国内的稳定。那些最有能力和希望的人（因此在特定条件下也是最危险的人）发现了让他们出发到新殖民地的路，在那里他们不仅成为社会栋梁，而且成为海洋体系的坚定支柱。1812～1914年，2000多万人离开英伦诸岛移民海外；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定居美国，余下的人中绝大部分则去了白人的领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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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近两个世纪以来，这些土地所蕴含的希望召集了世界上一些最有能力、最勤奋和最有事业心的人离开家乡，在英语世界建立新的家园。数千万的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挪威人、瑞典人、葡萄牙人、墨西哥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蜂拥到英语世界——现在仍然如此——把他们的能力和雄心放进了普通股的股本里。直到今天，海外英语社会容纳和同化全世界大量移民的能力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继续保持其力量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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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哈布斯堡、波旁和波拿巴王朝的胜利令此成为可能，英语世界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强权。并且，当英语世界开始收获征服所带来的财富和机会，海权国家也变得更强大、更富有，它们的全球地位变得更值得艳羡，并且也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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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受害者。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土著、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人，甚至相对幸运的新西兰毛利人很可能希望海象和木匠从未离开过肯特郡的海滩。如今，乡愁和神话的美丽光芒柔化了移民和放逐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情势，那时数百万受饥荒困扰的爱尔兰人和全欧洲因失去产业而忍饥挨饿的佃农被推向这些地方，我们不能无视这些移民在登陆后所经历的剥削和困苦，不论他们是在蒙特利尔、埃利斯岛、悉尼还是奥克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歧视和排外限制了亚洲移民抵达这些传说中的土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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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世界中，圣洁的城市确实光芒四射，但无可辩驳的是，用《美丽的亚美利加》的歌词来说，它们“即使泪眼模糊，依然美景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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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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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的闪电（Lightning）和19世纪不同的欧洲国家拼凑在一起的萤火虫（Lightning-fly）帝国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拥有的都无法和英语国家的领土相提并论。但即使我们把眼光从这些涌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另一侧的新兴不列颠国家转到更传统形式的国家，以19世纪衡量帝国财富和成功的标准来看，相比之下，英国在欧陆的竞争帝国只是用廉价的金属箔装饰起来的，华而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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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预期的那样，最顽强持久的对手是法国。尽管被英国在漫长战争中的胜利逐出公海，法国转而越过地中海，在北非扎下了根，在那儿，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法国的殖民影响深远长久，并且很难连根拔起。后来法国对西非，尤其是中南半岛的征服从面积上讲都是坚固持久的，法国内阁部长和学童为地图的大片区域涂画着赏心悦目的高卢蓝而欣喜不已，但法国海外帝国从规模、财富和战略意义而言，都被不列颠粉红所超越并被映衬得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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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到巅峰，那是英国人最后一次有能力在被打败的德国和奥特曼帝国最好的领土上取得传统式的收获，这些地方覆盖地球表面的1/4，有超过1/4的世界人口。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英国掌控了财富惊人的印度次大陆，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国家。尽管托马斯·皮特爵士把摄政王的钻石出售给了法国王室，在征服印度旁遮普邦锡克王国时，英国夺走了价值连城的科依诺尔（又叫“光明之山”）巨钻；负责指挥的英国将领把钻石急忙装进一个盒子，放入自己的口袋，秘密将其运回伦敦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女王将钻石镶嵌在她的皇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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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控制了这些从伦敦到印度的主要海洋航线上或附近的土地。拿破仑的失败令英国拥有了今天的南非，这是传统好望角航线的战略要地。在地中海，从直布罗陀到亚历山大和苏伊士，英国也拥有一连串海军基地。在苏伊士运河开凿前后，当苏伊士航线开始取代开普敦路线，英国权力便迅速穿透埃及及其卫星国苏丹，以及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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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海峡是从印度洋进入南海和太平洋的关键航线，同样与地图上让人很踏实的不列颠粉色接壤。新加坡是一个富有战略意义的港口，1809年由托马斯·斯坦福德·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爵士修建为贸易站，此后迅速成为且至今仍保持这一地位——印度和中国之间主要的转口贸易中心。（尽管尽了最大努力，在英国殖民早期，当地的老虎平均每天会杀死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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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上堕落但无疑有效的鸦片战争后，英国从中国人那里夺取了香港，这个城市被证明同样宝贵，在这里进行的鸦片和其他商品贸易为英国和中国贸易商行创造出神话般难以置信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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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在非洲的版图像是随意拼凑起来的，但这里的英国领土也同样在总体上优于其对手。埃及是这个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英属南非有最好的黄金和钻石矿藏，那片土地也最适合欧洲移民。桑给巴尔是非洲东海岸的关键战略点；西部土地肥沃、富产石油的尼日利亚是1/4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家园。英国人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夺取了德国人在东非的殖民地，此后英国便控制了从好望角到尼罗河口完整的一系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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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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