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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英国人与中国茶的有趣故事，可参见〔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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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6，no.1（1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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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lan Manchester，British Preeminence in Brazil（New York：Octagon Books，19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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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allagher and Robins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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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7章 权力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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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年，下议院面对着一场旷日持久且费用高昂的战争，对手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法国，其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远超英国。政府需要金钱，需要大量的钱，但得到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政府财政在那个年月完全处于原始阶段，具有不确定性；财政记录被保存在有凹槽的木棍上，金匠从事与银行业最相似的事情。威廉三世的革命政府与乡绅的关系十分紧张，这些乡绅传统上忠于斯图亚特王朝，而威廉三世刚推翻其首领詹姆斯二世。土地税是17世纪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乡绅是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增加他们已经繁重的赋税去资助一场战争，而要打的那个人在众多乡绅心目中仍然是合法国王，这看起来是个糟糕的主意。更高的赋税不能增进公众对不得人心的战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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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伦敦的很多贸易商和店主有大量现金，却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投资。那时的股票市场混乱且不安全；更可靠的投资没有流动资金，现金要在其中冻结很长时间。欧洲政府应对财政危机的传统方法是从商人那里勒索钱财，在薄薄的伪装下强迫贷款。我们现在所知的“莫顿之叉”（Morton’s Fork），即亨利七世时期的英格兰大法官约翰·莫顿（John Morton）[1]“发明”的以巧取豪夺为目的的征税理由，他把商人搁置于进退两难境地的技艺炉火纯青。访问一个商人，如果他住房宽敞、娱乐奢侈、衣着昂贵、佣仆众多，莫顿会告诉商人，他显然太富裕，必定拥有一大笔钱可借给国王。如果一个商人生活节俭，用莫顿的理论来说就是他必然省下了很多的钱，也必定可献给国王一大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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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技艺从来不受商人欢迎，查理二世陷入了近代英国历史上第一场财政危机，暂停政府偿付一年（1672年的国库止兑），政府信用等级下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回顾约翰·莫顿的时代，亨利七世能够依靠星室法庭让顽抗的英国人理解顺从君主要求的智慧；然而，星室法庭被废止了，威廉三世是外来者，政治势力弱小，头上的王冠还颤颤巍巍，他不能强迫商人支持他；他只能去说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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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领袖制订了一项计划。对含酒精的饮料征收特别消费税；政府承诺将把这些新收入奉献给一个特殊的政府贷款项目的利息。这看起来对商人有益，国库获得100万英镑。乡绅们高兴了，陆军和海军得到了薪酬和补给，商人们乐于在相对安全的短期投资中得到10%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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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议会特许英格兰银行组织管理不断增长的国债。（这主意出自一个苏格兰人，他波折甚多的简历中包含一趟去往西印度群岛的旅程，他说他去那儿是担任传教士，其他人则说他是去当海盗。）那些把钱贡献给政府贷款的人可从银行获得股票分红；银行借款给政府，但像商业银行那样运作，贴现汇票，并开展各种其他类型的服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家银行在国家商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终演化成为第一家大型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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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开始的时候，银行筹集的国债被看成最危险的警报。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在提到一百五十年里国债的效应时，认为英国国债“曾令睿智陷入迷茫，挫伤了政治家和哲学家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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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债增长的每一个阶段，国家都充满痛苦和绝望。在国债增长的每一个阶段，明智的人都严肃地声称，破产和灭亡近在咫尺。然而，债务继续增长；破产和毁灭仍像以前那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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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建立的目的是为与路易十四的战争筹集资金。路易十四去世时，国债从最初的百万英镑增长到超过5000万英镑。麦考莱报告了继起的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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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这些债务的不仅仅有粗鄙的群众，也不仅仅有猎狐的乡绅和咖啡馆的演说家，还有敏锐渊博的思想者。在他们看来，这些债务将会永久地削弱国家政体，成为巨大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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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灭亡并没有真正来临。国家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极其严重的负担下努力奋斗，麦考莱写道：“贸易繁荣，财富增长：国家越来越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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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随着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于1740年爆发，债务增长到8000万英镑。随后是代价高昂的七年战争、债务达到1.4亿英镑。现在，当然，末日正临近。麦考莱总结了杰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aid Hume）关于这一债务巅峰的论断。休谟指出，英国领袖层承担这一债务的疯狂甚于考虑通过征服圣地获得救赎的十字军。毕竟，我们无法证明征服圣地并不能带来救赎——但是，休谟的论辩继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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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以证实，通往国家灭亡的道路是国债。然而，现在谈论这条路是没有意义的，这条路我们已经走完了：我们达到了目标：一切都已结束……对我们来说，被普鲁士和奥地利征服是比负担1.5亿英镑债务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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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的著作曾引起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Friedrich Hegel）的高度景仰和兴趣。他于1767年尖锐地警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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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审查公债的增长，如果允许公债持续累积，如果国家精神有耐心屈从于这样一种计划的自然后果，那么结果只会是，所有的财产，所有的收入，都将被税收吞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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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债务是毁灭性的，但英国没有在足以碾碎国家的债务重担下呻吟，反而比以往更为繁荣。麦考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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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了，耕地扩大了，对于群集的买家和卖家来说，市场太小了，港口不足以容纳船运，运河将主要内陆工业区与主要海港连接起来，街道比以前更亮了，房子布置得更好了，华丽的商场里陈列着更昂贵的器皿，更快捷的四轮马车行驶在更平坦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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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三世的政府无视这一悖论，惊慌地到处寻找方法来减轻这一难以承受的灾难性债务的分量。解决方案显而易见：北美殖民地繁荣富有，为什么不通过向殖民者征税来减轻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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