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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国债忧虑的人应该是错了，但他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估计，在与法国开战期间，英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在今天仍令我们震惊。美国革命末期，英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2%；1822年达到巅峰，占268%。[3]英国承担这一重载和在承担这一重载时繁荣昌盛的能力是世界的奇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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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国不能借到并管理这一天文数字的债务，就不会在与法国的长期系列战争中获胜。自1689年至1815年，战争费用激增；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令政府年度开支增加了2倍。到美国革命期间，战时政府的年度开支又翻了两番。[4]正如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指出的，“18世纪的多数战争终结于领导者所面临的财政枯竭”。[5]这一时期预算赤字肆虐。法国政府自1610年至1800年每年都在背负赤字，只有1662～1671年例外。[6]如果法国在处理政府财政和公债方面可以达到英国的水平，那么毫无疑问，是法国而不是英国会胜出。拿破仑战争后，杰出的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被复辟的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八派去考察英国优势的起因，他的报告在开始处就声明，英国的优势主要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其财富和信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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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财政成功的秘密不仅在于其拆借的能力；在税收艺术上，英国也胜过了它的对手。一些美国保守主义者听到这一事实时会感到震惊：在英国打败法国的世纪中，世界秩序的基础得以奠定而且今天依然存在，工业革命的开始重新形塑了世界，然而英国人的税负比法国人重很多。英国的借贷体系有很大一部分是借鉴荷兰，在很多年内都被称作“荷兰财政”，但税收体系是英国自己的。英国税收比荷兰联合省和法国更高、更一致，征收和控制更集中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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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光荣革命不仅是争取自由的革命；它也终结了税负日益攀升的时代，议会最终表示如今愿意给予君主更多资源，议会和王权之间的多年斗争和平地结束了。总的来说，大家公认税收从17世纪中期查理二世时期占国民收入的3.5%，增长到了18世纪初期安妮女王治下的16%，到美国革命时期又增长至23%。相比拿破仑战争时期，这些都黯然失色，彼时税收达到国民收入的35%。[8]英国的税收水平是同时期法国的两倍——光荣革命之前，伦敦政府的收入只有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的20%——但在制度设计和管理方面乏善可陈的法国税收体系导致了相较而言更少的收入。法国人未能发展出像英格兰银行那样专业可靠的国家财政体系，这增添了他们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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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是一份发表个人散文和观察的杂志，在那个时代发挥的作用好比今天的一些博客。1711年，约瑟夫·艾迪生在其中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英国的筹资体系。文章描述的是一个梦境。艾迪生发现自己在一座宏伟的大厅中，英格兰银行的职员和主管在这里辛勤工作，但坐在黄金王座上的不是银行家，而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性，她的名字是政府信用。《大宪章》副本和近期一些确立了有限宗教自由、新教君主并担保了政府债务不可侵犯的法案挂在墙上，取代了白天可见的图片和地图。她的王座之后是“数量惊人的一堆堆钱袋”，一直堆到天花板。金币覆盖在地板上，在她左右堆成金字塔。艾迪生在他的梦中听到，她有迈达斯的点金神手；她能如她所愿，将任何东西变成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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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她的所有财富和能力而言，政府信用是一个特别紧张的年轻人。职员在她脚边，分派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她专心听取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若有任何事情令她惊慌，她便迅速变得苍白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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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生观察到，六个人两两一组进入房间。暴政与无政府，盲从与无神论，斯图亚特家族的小王位觊觎者和“联邦精神”——希望回到克伦威尔时代联邦的精神。当政府信用看到他们，她“晕倒了，并立刻委顿”。一袋袋钱在地板上立即缩成粗麻布碎片。大堆大堆的金子变成总账和会计账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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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六个非常不一样的人进了房间：自由、君主、节制、宗教、命定要成为乔治一世的青年王子，以及“大不列颠的精神”。这些人一出现，政府信用就从晕厥中醒了过来，诸多钱袋子又装满了钞票，总账和会计账簿又一次变成了大堆大堆的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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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生的寓言总结了英国体系的运转方式。英格兰银行是合理可行的，因为英国社会长久以来建立在自由和法治的基础上。因为人们感到议会政府是合法、顺应民意的，总的来说人民同意政府为信守职责而征税。专制会摧毁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约定，即使一个专制的统治者试图维持财政体系。不合法政府的债务是一项更高风险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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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银行并不仅仅是从私人投资者那里吸进资本并转交政府用于战争，它们做的远不止这些。政府债务成为银行的资产。因为人们相信政府会信守和履行职责，政府和银行的证券可以被私人投资者当作资产并使用，例如把它当作其他借贷和投资的抵押品。银行促进私人信贷的流动，对可靠的公司贴现汇票，授权公司基于未来预期收益筹集资金。有稳定积存的国债促进了投资和商业企业掌握在正确的人手中。英国的筹资体系令其经济更繁荣，同时仍向国家提供资源。尽管税务和债务上升，战争一场连着一场，但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据估计在光荣革命和滑铁卢战役之间仍增长了三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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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银行把国家团结在它的机制和价值周围。对银行生存和兴旺条件的任何威胁都会导致经济恐慌和巨大的损失。具体而言，银行组织者和艾迪生非常明白，英格兰银行建立于继续把詹姆斯二世和他的继承人排斥在王座之外的基础上。组建这一银行是为了发动一场反对他的战争；身为国王，他显然会拒绝支付如此用途的贷款，银行钞票和股票将一钱不值。对于英国几乎每一类重要的经济利益而言，银行崩溃的经济后果都是灾难性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的投资者将银行股票和钞票看作优质投资，他们形成了和银行的成功与否利益攸关的圈子，在基于1688年光荣革命的政治安排下，这个圈子扩展得更为广泛，也更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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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曾经是历史上衰弱之源泉，在此时得以转变成力量的工具。威廉国王和他的继承者安妮女王借贷得越多，他们越有钱打仗，就越能团结一个甚至更为繁荣的国家支持他们。并且，由于法律在最后时刻进行了修订，银行有权将国王未获得议会批准向银行借钱的行为视为非法，若无下议院授权，新任国王不能动用银行的财政力量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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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设计美国第一银行时，审慎地复制了英格兰银行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这一体系在美国运转得和在英国一样有效。像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美国应该多么感谢母国一样，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说汉密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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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击富有自然资源的岩石，充裕的资源顺流涌出。他触摸到了政府信用的僵尸，僵尸的脚弹回了。密涅瓦自朱庇特脑中神话式的诞生也不比从汉密尔顿头脑中爆发的美国金融体系更突然和更完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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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汉密尔顿脑中喷涌而出的金融体系已经存在了几乎一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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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艾迪生和麦考莱而言，这一体系既有效又崇高。它要求道德品行起作用，并以权力作为道德品行的奖励。这就是为什么艾迪生将宗教和节制归纳在“好的”幽灵之中，而无神论和盲从在“坏的”行列。在艾迪生的观点中，无神论切断了商业道德的根；盲从导致派系滋生与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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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莱的分析根植于艾迪生的思考。他描述新的筹资体系令英国更强大：“力量飞扬，这种力量决定了大事件的结果，这类事件远不只是一场激烈冲突，通过其本质规律，从粗野和欺诈，从专制和无政府，到追求文明和美德、自由和秩序。”政府信用是脆弱的东西：形成和繁盛的条件都必须是只适合它的。但只要这些条件存在，稳固的筹资体系和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将托起一个足以藐视所有敌人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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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英国所掌控的信用和贸易的艺术是取得对法系列胜利的关键因素。外国观察者惊讶地注意到，法国曾是一个比英国更广阔、本质上更富有的国家，然而18世纪的战争令法国一贫如洗，其财政遭到毁灭性打击，同时英国的繁荣程度日益提高。伏尔泰十分明白英国机制和实践的优越性如何为英国权力提供了坚实基础。他的言辞在痛楚中流露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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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后代很可能会惊奇地听说，一个岛屿，仅有的出产物是一点点铅、锡、漂白土和粗羊毛，由于其商业发展得非常强大，1723年，它能同时派遣三支舰队到世界上三个相距遥远的地方。第一支去了直布罗陀，这个地方被英国征服、现在仍据有；第二支去了波多贝罗，霸占了西班牙国王在西印度群岛的财产；第三支进入波罗的海，阻止北方国家前来缔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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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对这一事件有着等量的钦佩与懊恼：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的哈布斯堡盟友欧根亲王率领一支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抗击法国进攻、保卫都灵。由于缺乏补养资金且受到围困，亲王写信给附近的一些英国商人。90分钟内他们便回应提供500万英镑贷款，这帮助他击败了法国、拯救了城市。没有银行协助带给英国的商业繁荣，那些商人几乎不可能贷出这么大一笔款项；没有对政府财政廉洁和资源的信心，他们就不会想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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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年战争结束时，艾萨克·德·平托（Isaac de Pinto）写道：“完全且神圣不可侵犯地遵守时间，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国债券所产生的）利息一直得以支付，议会的保证建立了英国的信用，英国所能拆借的数目可让欧洲目瞪口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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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转而成为国家资产，这促进了私人信用体系健康繁荣地发展；英国革命政权的福祉和幸存与国家最高权威和利益的联系密不可分；议会和王室之间的新型权力平衡具有安全保护功能，王室从而无法滥用新体系所创造的巨大权力。有了这么到位的安全措施，在那个年代无论怎么说也算不上欧洲最大、最富有经济体的英国，在战争中凭借独特的财政管理动摇了它的对手们，令它有能力征服世界。金制王座上脸红神眩的处女打败了路易和拿破仑，使得英国有实力建立自己的海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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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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