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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的地理位置似乎根本谈不上有利。它处于欧洲文明的寒带和半冻带边缘，其港口远离地中海和经过好望角的南大西洋航线这些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多风暴的北海海岸只提供了通往北美荒地的便利交通，没有大规模的、脆弱的、富有黄金的帝国等待采摘，没有贮量丰富得难以置信的矿山等待开采，没有香料作物在友好的港口和海湾散发着芬芳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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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后的岁月证明英国人拥有了这个星球最好的不动产。它们是欧洲的一部分，欧洲国家因有力且危险的敌人而保持高度警觉。中国皇帝是所有他自己能测量到的土地的主人；与周边国家相比，中国文明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强大，更为自信、更为先进，连续不断的蛮族入侵都被中国强大有力、自命不凡又自给自足的文化所吸收，在这种情境中，中国变得满足于现状。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也同样富有和强壮到足以忽略那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他们的帝国有许多需要向邻居们学习的地方。即使他们针对基督教欧洲的进攻陷入停滞，西方小国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胁的可能性也还是可以被安全化解。颠覆性的发明如印刷机可能被禁止；国家没必要鼓励学者和将军们去西方旅行以寻找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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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小国国王、皇帝、幼年王子和公爵们就没有这样的奢侈享受。政治、商业和军事竞争是多方面的和无情的。英国羊毛商人面临低地国家的竞争，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在意大利决战，战争和经济竞争驱使西方文明创新和改进。欧洲未能统一令多极文明得以发展，在多极文明中，多种思想、多种文化推动力可以繁荣发展；学者、艺术家、发明家和士兵可以离开一个主人，去跟从另一个主人；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成功科技的传播。这些国家彼此吵闹不休；如果一个国家改良了弩或发现了更为有效的防御工事，其他国家不得不采用并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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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欧洲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增长的温室，在这里，竞争加快了历史变化的过程。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向他羞怯的情人写道：“随着时间的变化，我的爱会缓缓成长，比帝国的成长更慢，比帝国的疆域更广。”[4]他也在思考一些过去的伟大帝国，如中国、埃及和罗马。缓慢的崛起和缓慢的衰落，这些不朽的帝国似乎生活在一个地质的时间标度上。到马维尔的时代，历史已经走上了一个更快的节奏，从他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变化以不断加速的步伐席卷全球。更小、更有竞争性的欧洲社会首先在通往西方的路上加快了速度，英国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体验了更有动力和更富竞争性的环境的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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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内部，英国处于金发姑娘的位置：紧邻欧洲大陆，可以充分获得欧洲大陆加速发展的益处，同时又偏僻得足够避免反复的入侵和破坏。它处于欧洲世界远处的西极，但并不像斯堪的纳维亚或冰岛那样陷入遥远的、远离中心地带的黑暗；也不像俄罗斯，许多学者认为蒙古入侵者粉碎和破坏了一个新生的文明，造成其在对欧洲领先地位的竞争中永久性的落后和不利。英格兰处于欧洲边缘，四周都是空荡的海洋，而不是拥挤不堪、野蛮入侵者一波又一波出现的欧亚平原。并且，虽然英伦诸岛处于欧洲边缘，但从莱茵河口到泰晤士河口的海路很短，通常易于航行。到葡萄牙的海路是开放的，到波罗的海也是轻而易举。当奥斯曼帝国封锁了传统的前往远东的地中海贸易路线，英国就突然变得更有价值，威尼斯和热那亚曾拥有的压倒性优势在角逐未来时变成了可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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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从英国起航的海上航线没有很方便地导向富含金银矿的南美洲，这可能是有好处的。加勒比海生产蔗糖的诸多岛屿、盛产烟草和棉花的美国南方、大西洋漫长海岸上的海军港口最终证明比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南美的壮观征服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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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给予英国另一重福祉：英伦岛屿受到保护，免遭欧洲政治生活诸多最糟糕因素的荼毒，护国之峡英吉利海峡在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有效地保护了英国免受外国攻击。荷兰、德国和意大利都在这一时期受创，因为它们在遭受外国入侵时非常脆弱。大陆国家必须维持庞大的常备军队并建立大量防御工事以保卫自己。这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少有国家能模仿阿尔卑斯山脉上的瑞士，它在进入现代社会时没有建立一种压倒性的官僚政治和一个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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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也有着金发姑娘的尺寸。英国比荷兰共和国或意大利城邦国家大，可以支持更大规模的人口和工业。另外，在这个缺乏沟通、治理原始的时代，英国不是那种庞大而混杂的帝国，这类帝国努力将不同的部分联结在一起，却导致一长串内战和反抗。在英国发生的此类事端绝大多数局限于我早前所说的“凯尔特边缘地带”，所有的残忍和恐怖并没有发生在英国的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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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由此产生的宗教战争主导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历史，并形塑了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文化和机制。英国非常幸运，有一个金发姑娘式的宗教改革，这和它在地理位置方面的幸运一样，有助于确保英国赢得竞争，完成资本主义革命。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宗教改革太热烈了，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热情如此强烈，以致国家爆发了毁灭性的内战。以德国为例，这不仅意味着像16世纪的农民起义和再浸礼派围困明斯特那种可怕的冲突；还意味着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有1/3的德国人死去，[5]德国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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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些国家的宗教改革过于冷静，那里的某个基督教宗派通过驱离所以对手确保了安全的地位。在南欧，反宗教改革可以做到粉碎世俗和宗教革新之精神，同时把社会冻结到一个模子里，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反宗教改革有很多宝贵的精神和文化成就值得赞扬。可惜的是，几乎在每个以它为主导的地方，发现、革新和变化之精神都被暂时强加的严格一致性所粉碎。伽利略因宗教裁判所而沉默；天主教法国将新教学者和商人驱逐流放。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普鲁士也只有冰冷的宗教改革。在那些国家，正统信义宗确立了一种陈旧而贫瘠的公共生活。普鲁士走的是国教遵奉者的路径，在宗教改革方面成长受阻的意大利则在西班牙哈布堡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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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宗教改革是恰到好处的，至少从世俗繁荣的立场上看是这样（我们必须将宗教后果的审判留给上帝）。虽然17世纪的内战和政治危机让英国尝到了宗教战争的滋味，但它从未陷入德国式的混乱。并且，尽管安立甘宗成为赢家，这一宗派从未强大或自信到像其他成功的建制宗教——新教或天主教——在大陆上通过消除异己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胜利。尽管像大主教劳德（Archbishop Laud）这样的偏执者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的成功在于确保英国不信国教的新教徒被贴上不受欢迎的残疾者的标签，以及让天主教中不服从国教者遭受更多苦难，这个国家仍然有能力号召宗教少数派中的人才。在英国反天主教狂热达到顶峰之际，天主教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接替天主教皈依者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成为王国的文学领袖。除了圣经，18世纪最畅销的书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他是一位不从国教的浸礼会信徒，曾因查理二世的宗教法而入狱。托马斯·阿恩（Thomas Arne）是18世纪时英国仅次于生于德国的亨德尔的最重要的作曲家，乐曲《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的作者。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他的信仰令他没有资格获得学士学位，但牛津大学认可他的成就，于1759年授予他音乐学荣誉博士学位。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爵士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否定三位一体这一自4世纪以来便为正统基督教核心的教义；大卫·休谟至多算自然神论信仰者；两任国王的顾问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是一位贵格会教徒，而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着。不仅如此，整个工业都由宗教异见者主导。大部分的伦敦商业利益由清教徒主导，羊毛工业更是如此。主要的贵族家庭，包括英国最尊贵的霍华德家族，仍保持天主教信仰。英国北部主要的煤矿开发商和纺织品生产商大多是宗教异见者；大多数正处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18世纪伯明翰建造了22座教堂，只有5座归属英国国教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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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教会更强大或更统一，英国国教会可能会不那么宽容。17世纪，牛津和哈佛的教师对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天文学心存怀疑，并且神职人员频频煽动加重处罚、加大宗教服从法的执行力度。在爱尔兰，国教徒和不从国教的新教徒联合起来（人数远不及天主教徒），野蛮的宗教法的采用和严格的执行让宗教裁判所十分羡慕。直到21世纪时，伤口仍未愈合。威廉三世统治期间，晚至1697年，在坚定的加尔文苏格兰低地，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因被认作异端而被绞死，[7]直到18世纪时，宗教案件中仍在使用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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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单一宗派设法获得近乎垄断地位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相比，英国宗教构成的多样化导致了较为宽松的法律和不太严格的执法。除了其他得益之外，这意味着英国人能把他们的不从国教者和少数派变成优良账户，这在欧洲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当不为故乡所容时，愠怒的清教徒、不安的再浸礼派、忠诚度值得怀疑的天主教徒、令人烦恼的贵格会信徒在殖民地分配到了安全的天堂，在那儿他们的工业和活动为母国创造出新的市场、财富和力量。在后来成为美国的十三个殖民地中，有五个的建立是为了给宗教少数派提供避难所（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其他欧洲国家不仅不能在本国容忍不从国教者，他们也不能忍受不从国教者在他们的殖民地出现。西班牙感到无法向摩尔人与犹太人提供放逐到新世界的选择；1565年，法国联同胡格诺派在卡罗琳要塞（Caroline Fort）的殖民尝试失败后，[8]法国采取行动阻止胡格诺派移民法国的海外属地。这些殖民地此后由于缓慢的人口增长和长期劳动力短缺而失去活力，同时英属北美则飞速前进。这很有意义；英国殖民地庞大的人口和繁荣的贸易支撑了日益扩大的舰队，并且在关税和消费税于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时代推动了英国军事力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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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英国是一个拥有金发姑娘状态的国家：既不太软弱——像近代早期的德国，在那里，神圣罗马帝国被分拆成了数百个有管辖权的小领地，不能进行大规模的行动；也不太强硬——像西班牙和法国，在那里，愈发强大的国王和僵化的官僚体系碾碎了地方权威和民间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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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声明，这并不归功于英国人的卓越眼光与美德。在16世纪，英国、低地国家、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城邦国家都是有限政府——国王（或其他统治者）的权力被贵族、神职人员和其他财产和利益团体所平衡和限制。17世纪时，随着国家权力和需求的增长，统治者试图集权，并粉碎与之竞争的权力中心。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他们胜利了；在英国和荷兰，他们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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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王朝四位国王中的两位——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二世——企图通过削弱议会而将英国君主制“现代化”。斯图亚特家族失败了：查理一世丢了脑袋，詹姆斯二世丢了王冠。以联邦制为基础，克伦威尔寻求在清教徒军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集权，他领导这支军队在内战中获得了胜利。这一努力在克伦威尔死后也失败了。英国社会不相信清教徒军队，就像他们不相信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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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宗教和政治斗争有助于被后世称为强大的公民社会在英国的早期发展。在地方官员继续行使很大程度上不受中央集权干扰的民事权力之际，宗教派别的兴起创造了一系列由本地管辖的私人社团和组织。正式和非正式的商人协会保护共同利益。读写能力的提高和印刷业的传布与恒常的政治和宗教的不稳定相结合，导致了对当时各类事务更广泛的公民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仔细记录了17世纪宗教争论对现在所说的公民社会的发展的重要性。E.P.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罗伯特·森考特（Robert Sencourt）的《纽曼的生活》都追溯了在随后岁月中公民通过宗教组织和辩论对英国社会维持真正的民主机制的重要贡献。卫斯理循道宗这类运动创建了从教派的教会到教育项目，再到全国协会这样的机构，用以生产和分发世俗和宗教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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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经常注意到殖民地的自治经验为美国人民的民主实验做好了准备。他们的英国堂兄在17和18世纪进行准备，迎接更民主和开放的社会；俱乐部、教会、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给予数量巨大且不断增长的普通人新的经验和自信，这同样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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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英语世界的政府比欧洲大帝国的极权君主制更为灵活和柔软，但它们并非软弱无能。软弱和虚弱的国家会丧失独立，像德国和意大利，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社会会在无政府状态和血腥中解体。太强硬的国家，像法国和西班牙，人民失去了用负责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习惯；他们开始认为权力是社区之外的事物，与自身关系不大。当局把权力的高尚理念和国家特权与低效治理和摇摇欲坠的国家结构混合在一起。国家和社会变得疏远，并且在受到各种危机的考验时，国家难以立足。当法国政府无力革新时，愤怒却没有经验的资产阶级领导被驱向革命，路易十六因此掉了脑袋。自18世纪至20世纪，欧洲及美洲的拉丁社会因过于僵化的国家与过于激进的反对之间的振荡而深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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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处境不同，北美殖民地的立法机关也一样。相对弱小的国家不得不依靠自愿合作和公共舆论以建立权力与合法性；最终政治领导人学会把弱点变成优势。弱小迫使英语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关注他们的人民在公民社会和志愿协会的复杂网络中表达的意见，人民通过这种网络把他们自身组织起来；当民意受到关注，它便是负责任的——并准备好在和平与战争中支持其领袖。不仅如此，地方领导人和各类人群大体上也会支持代议制政府的努力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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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种弱小与力量的混合仍是英语世界政府的特点。在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公众舆论面前单个政府是软弱而负有责任的，但是国家却牢固地建立在人民的支持之上。尽管有着巨大的变化和压力，这些国家都有和平的宪政历史——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在那里更强大的国家更频繁地遭到颠覆。自1789年以来，法国已经有五个共和国、三个君主国和两个帝国。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的宪政安排基本没有变化。自接受它们的创立宪章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成为宪法稳定性的模范。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美国革命是这五个国家中唯一一个用暴力推翻现有政府的实例。然而，这五个英语国家的政府通常有更少的军事和制度壁垒来防备民众的愤怒。这些国家的统治总的来说比欧陆国家更柔和，在和平时代消耗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通常比其他国家更少，对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控制也更少。然而尽管（或可能因为）存在这些相对的缺点，以全球标准来看，这些国家却相当稳定，并且已被证明能够募集巨大的资源来应付各种紧急情况——在和平年代也没有因过于卓越而挤压公民社会的生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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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金发姑娘如何以良好的姿态从历史性的起点之门出发——英国人如何克服他们的落后状态，较早接受资本主义如何令他们在与不同的邪恶轴心的早期竞争中胜出。他们的一些对手因宗教因素而步履蹒跚，这些因素成功地阻止了其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社会和知识革新浪潮。其他国家或被强大的邻国压垮，或在缺乏竞争能力的情况下耗尽资源保卫自己。一些国家打击私有经济部分，进而碾压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些国家沦为无政府状态和无休止战争的牺牲品，因为它们的政府不能维持秩序。金发姑娘躲开子弹，击中最有效点，英语世界已经准备好赢得成为世界强国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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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姑娘有别的运气。英国的运气让它准备好在最要紧的关头冲在了队伍的最前头。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上出现；掌握了这一新体系的国家会获得远超过去所有帝国的财富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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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在有利的环境中开始，它的运转相对较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并深扎下机制之根。伦敦商人从东印度公司获利丰厚；英格兰银行持股者变得富有。政治权力流向成功者；我已经提及，英国商人的利润帮助议会在与国王的争斗中占据上风。若反革命的力量更强或是革命的力量更弱的话，英国的步伐可能更小，近现代历史会截然不同。有迹象表明，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能量爆发后，欧洲大部分地区准备放慢步伐。西班牙帝国是吃得过饱的迟缓力量。德国需要时间从17世纪毁灭性的宗教战争中恢复过来。如果路易十四成功地把弱小的斯图亚特王朝安顿在英国、孤立荷兰并削弱哈布斯堡王朝，成功但筋疲力尽的法国可能依然会躺在自己胜利的荣誉中故步自封——或集中力量与土耳其人作战。欧洲可能不会有任何改变，接下来三个世纪惊人的迸发式发展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摆脱了来自西方的压力，面对挑战性和侵略性更逊一筹的领跑者，中国、奥斯曼、莫卧尔和日本可能不会倒下得如此悲惨。在稍晚的时代，它们可能会在更平等的格局下面对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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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通向一个比我们所拥有的更幸福的世界——抑或它可能将人类置于我们已经幸免的暴政和恐怖之下。无论如何，我们被留在这样一个世界：英语世界高歌猛进，击败所有挑战者，并且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海上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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