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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曼领着少数英国最有学问的人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但在多数英国人看来，被庞塔莱翁圣血液化迷得神魂颠倒是愚蠢和糊涂的，就如最恼人的宗教人士总是叫嚷着世界末日或啤酒的罪过一样。传统和迷信似乎已经是密不可分了。“为主大发热心”和“受苦于我有益”也没这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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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层面来看，传统路径引入的是一条更清晰也更戏剧化的死胡同。与罗马教廷的决裂结束了对王权至高无上的疑问：在国王和教皇之中，谁才是英国国教会教义的最终仲裁者。英国国教受到来自清教徒的攻击，使得王室和教会彼此支持。当清教徒游说詹姆斯一世废除“不合圣经的”主教制时，他回答道：“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6]王位和教会必须同生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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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于英国国教而言，这意味着它的命运是和斯图亚特王朝密不可分的，后者也许是英国历史上最无政治建树的王朝了。苏格兰女王玛丽声称拥有法兰西、苏格兰和英格兰女王的头衔，但实际上她从未牢牢坐稳任何一个王位。詹姆斯一世是一个昏庸、刻板、刚愎自用且毫无个人魅力的国王，嗜好英俊的男宠臣，严谨的保守派对他并无好感。其子查理一世如他祖母般缺乏政治判断力，最终被他统治过的国家以叛国罪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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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欧陆模式的君主专制，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一直寻求在不依靠国会的情况下为一个强大国家筹资的各种方法。这令他们卷入政治冲突，导致了查理一世被处决，也让查理二世被法兰西收买。这既不能让斯图亚特王朝赢得民心，也不能给那些希冀在保持基督教传统的改革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制度的英国人带来多少政治上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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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英国国教会被迫爬到了荒谬可笑的巅峰。查理一世娶法国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为妻，她获准保留她的天主教信仰和她的牧师。她的两个儿子最终都选择皈依天主教。政治上狡猾的查理二世在临终之时才走出这一步；他的弟弟约克公爵（Duke of York）——纽约这个地名就是由他而来——在还是王位继承人时便已皈依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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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在英吉利海峡那头，法国正对清教徒实施在宗教战争的悲惨历史中最血腥的迫害，而英国天主教国王的情形也让大部分新教徒极为恐惧。“血腥玛丽”曾试图通过焚烧新教徒而在英国恢复旧教，人们对此的记忆仍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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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教的传统主义者发现他们的立场已被迫陷入支持一个狂热而被误导的天主教徒来统治英国国教。他们与辉格派斗争，并击败了对方，瓦解了辉格派禁止约克公爵（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前的称号）继承王位的努力。他们召集人马对抗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的叛乱。对各利益相关方而言都很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詹姆斯二世登基后是个狂妄自大、昏庸无能的君主。重新在英国推行天主教是他坚定的目标，为了这个目的，他强行将天主教徒安置在教会和大学——英国国教的根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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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指明，违背“神的受膏者”国王的旨意可谓罪孽深重。此时，英国国教会的传统主义者面临着痛苦抉择：放弃原则或是牺牲信仰。他们可以反抗国王——他们教会的最高统治者，一个在其名义下安立甘教会得以与罗马教会脱离关系的最高权威；或者眼睁睁地看着詹姆斯二世系统性地在王国所有的大教堂、大学和讲道台用天主教徒来取代英国国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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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标志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那就是单靠传统不再能为英国民众的生活提供合理保障。1689年之后，幸存下来的少数不矢忠派（拒不宣誓效忠威廉三世的英国国教牧师，他们选择继续效忠斯图亚特王朝）、人数更多的感情用事的托利党成员以及高教会派，暗暗努力希望找回过去，但终究在政治上难成气候。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一些教徒追随纽曼和格莱斯顿的朋友曼宁枢机主教（Cardinal Manning）的脚步而改宗罗马天主教。然而，这是一场宗教运动，并非一个派系：詹姆斯二世的行动严重摧毁了人们对旧教和旧政府理论的忠诚，他统治下的三个王国中的两个结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天主教的爱尔兰王国，历史发展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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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对经文和传统都非常失望，认为二者都全然失败。对经文的依赖使得人们陷入无休止的教派争辩，清教主义及其过剩的狂热从未很有效力或很长时间地赢得英国民众的欢心。依赖于传统则导致政治层面的暴君治国和宗教层面的罗马天主教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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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经文和依赖传统都已声名扫地。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开辟第三条道路：理性。经文无法给出最终答案，而依赖传统给出的答案虽确定但让人无法容忍，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自己的最佳判断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念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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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18世纪的英国，最有成就的理性崇拜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就是那位写下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历史学家。吉本在新教家庭被抚养长大。他在大学的研究令他首先产生了可怕的怀疑，然后便确信罗马天主教是正确的。他于1753年6月8日改宗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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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得知此事后既惊且痛。彼时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于1715年和1745年入侵英国）与法国王廷和罗马教廷联系密切，与英国支持者们策划谋反。18世纪的刑法在很多方面都将天主教徒置于不利境地。更糟糕的是，大众舆论强烈谴责旧教及其信徒。尽管吉本家族的财产因这位历史学家的祖父受南海泡沫事件影响而大幅缩水，他父亲还是把他送到洛桑寄宿求学，由一位新教牧师严格看管。经过一番挣扎，年轻人公开回归安立甘宗。实际上他开始相信，不论是天主教、新教，还是基督宗教的实例，都不能满足一个理性的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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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灭滋生出力量，吉本开始创作《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巨著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体大思精的通史之作，并在西方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它也是有史以来对基督教（和犹太教）最具毁灭性的攻击之一。配之以生动的文风、巧妙的笔法，这位历史学家为宗教历史的传统诠释点亮了一盏残酷的理性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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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嘲讽地发问：“全知全能的上帝亲自提出证据，诉诸人的感觉而不是理智，然而异教时期的古人安于旧习，对之毫不注意，我们又怎能原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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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书自信地告诉我们，公元1世纪的耶稣和使徒的朝圣之旅，沿途都有伟大的奇迹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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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者起行，盲人重明，病人霍愈，死者重生，鬼怪逐走，自然法则常因照顾教会而中止施行。然而希腊罗马的圣哲们却不看这些惊人的景象，更专注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对教会或皇帝的任何创新都一无所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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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特别指明，福音书报告说耶稣受难时“整个大地全被笼罩在黑暗之中”。[8]他指出那次日食持续了不可思议的三个小时，即使把“整个大地”的范围缩小到耶路撒冷附近，这个伟大事件也“本应激发了人类的惊叹、好奇和奉献”。[9]可不知为何，吉本发现“这伟大的奇迹却从未被历史和自然科学所证明”。[10]吉本当然不会糊涂地认为那时真的没有人在记录历史。世界历史中两位伟大的学者塞内卡（Seneca）和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生活在发生这些激动人心的事件的时代。他们都热心地搜集了证据，关于“所有伟大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流星/陨星、彗星和日月食等，包罗万象，殚精竭虑、孜孜不倦”。[11]然而也不知为何，“两人中谁也没有提到自开天辟地以来，凡人能用肉眼见证的最伟大的奇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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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怀疑的冷峻思考辅以极为广博的学识，使吉本重新审视了罗马天主教、安立甘宗和长老宗关于古代教会管理的争议。他有能力论证，依照18世纪的标准，那些神父既无诚实可言，也谈不上明智。他指出，这些人（神父）为荒唐的迷信所左右，因狂热的疯狂而偏执，屈从于离谱的要求，更被极端的敌意和嫉妒冲昏了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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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范例，说明基督教本身就是一条历史的弯路，是可悲的宗教迷信。这一结论得到大批法国启蒙运动重要人物的认同，自此数世纪来一直在西方关于基督教的思考中占有主导地位。然而在英国，长久以来对于理性的信任从未多于对经文或传统的依赖。18世纪的英国，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开始悄悄地在统治阶级蔓延开来，但私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使得他们极少会站起来公开反对教会和教义。英国人中的怀疑论者通常甘愿把“不同的声音”埋在自己心底。如果宗教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在工业革命的阵痛中消失，那上层阶级及其众多统治力量将在巨大的社会动荡中被一扫而空。主教不复存在、国王不复存在，教堂、银行也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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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作为维护社会团结的意识形态动力亦会引发其他一些问题。逻辑规则带来必然性和共识，自认理性和善于思考的人们大抵互有分歧，如同极端拘泥于字面解释的人对经文含义的争辩。在某些情况下，证据或学识并不足以让我们确定无疑。从其他方面来说，显然人们不能将理性与利益和感情相分离；我们的头脑并非没有灵魂和生命的计算器，可以自动提供客观分析，如同《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先生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仅仅是用理性的色彩来装扮我们想要得到的结论。亚历山大·蒲柏就曾写道：“意见有如钟表的时间，没有哪两个会是真正一致，不过所有人都选择相信自己手头的那一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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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英国社会决定不能单单以理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人们很难辨别偏见、利益和歧视在与理性的纠缠里究竟占了多大的分量，即便在一个人自己的脑海里也是如此。极少有某个国家或某个阶级会因为理性的力量而放弃自己的利益或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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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90年代法国发生的系列事件有力地加深了这种疑虑。在英国启蒙圈子的热烈掌声中，法国人民起义反抗统治多年的君主专制并以逻辑为基础着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英国的怀疑论者，如政治家埃德蒙·伯克，预言这场实验将以糟糕的结局结束，这预言起初遭到嘲笑，但怀疑论者没过多久便得洗冤，法国大革命迅速沦为恐怖统治和军事专制，战争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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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太过理性了，那舞会还叫舞会吗？简·奥斯汀也许会说，法国大革命又一次证明了英美社会对于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理性确定性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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