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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智层面而言，这一妥协是很荒谬的，如同给婴儿洗完澡后把婴儿泼了出去，却留下了洗澡水。这样的确是保存了君主政体的形式，却推翻了其合法性的历史理由。英国的君主政体得以延续并不是上帝实现善治的计划的一部分，或是因为君主理应合理合法地得到王位；君主政体之所以延续是因为统治阶级认为它大体上方便实用。人们早已习惯于对国王的敬畏，把王位视作合法的根源和忠诚之核心。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去制造不稳定和动乱的可能呢？这与政治学的立场不一致，但哪个更糟糕：是一点点不一致，还是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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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对此表示拥护的人也会辩论其意义所在。理查德·普赖斯博士（Richard Price）[5]和宪政学会[6]向世界传达的信息是，光荣革命背后的理论是主权在民；埃德蒙·伯克说，这是君主制的合法性和宪政的连续性。只要不是企图去推翻这个政体，任何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自由解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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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世代中，英国舆论并未试图去掩盖这些存在于英国社会、宗教和政府当中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和矛盾。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就曾无休止地昭告世人，他们的政体形式是世界上最好的，各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融合在一起，达到一种逻辑不通却非常巧妙的平衡。极端追随理性只会落得政教革命，国债违约，还有罗伯斯庇尔（被托马斯·卡莱尔讽刺为“清廉如碧海”）设立的断头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英国的宪法是不能归结为法律条款的，其中有很多元素相互矛盾。它随着英国人民的需要一起有机成长，不断变化且波澜不断，只以片面示人而从不被视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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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很珍视这在某种程度上被强有力地证明了其荒谬性的政治体系。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阐述了君主制日富装饰性但又不断退化的奇事。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大多数作品与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就此而言，还有巨蟒剧团的作品）一样，对当时不合逻辑且不一致的生活状态进行了欢快颂扬。《艾俄兰斯》中就有对英国上议院令人难忘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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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列颠真正统治海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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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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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议院不以智慧卓越或博学崇高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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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列颠却赢得了最引以为傲的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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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丽莎白一世的光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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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灵顿公爵挫败波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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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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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战争中上议院并无特别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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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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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让世界都为之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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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治国王的辉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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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议院对自己的立法之权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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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政客们对不理解的事情并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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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觉手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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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国王的辉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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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光亮如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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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提出预算案后，[8]1910年上议院世袭贵族因干预无果而痛痒难忍，实力受到重创，但《艾俄兰斯》式的抒情并未完全消失。英国人还是坚守着他们政体中的不一致和假象。王室并无实权，但国家的大小事务都在其名义下实施。一些极为狭小的辖区，如马恩岛和其他海峡小岛在没有官方现代化和理性化的干预下，仍继续蓬勃发展。查理二世时代，法官戴假发上庭是一种时尚，如今英国法律仍以此为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服饰和传统，在有一点可能的情况下都要紧抓不放，传承下去。伦敦塔守卫和王室卫兵并不做什么特别的事，但他们也能把“不做什么特别的事”做到尽职尽责。英国这个巨大的现代化引擎，引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陷入工业革命的旋涡，而自己在某些方面却可以说是最为传统的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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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英国统治时期激进世界观的最终体现是《联合法案》，它将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合并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处于苏格兰一个官方教会[9]（那时在英格兰被认为是长老会的前身，也是如今美国长老会的前身）的权威之下。换句话说，两种截然不同的教派将由一个人来统领。高教派信徒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和低教派信徒维多利亚女王一向合不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当他们在巴尔莫勒尔[10]时，女王要求首相陪同前往苏格兰教会做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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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一个伟大又惊世骇俗的发现是，他认为人的社会信仰和机制是建立在一个瑕疵颇多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在定义正义或性别关系等基本概念时，权力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这个角度看，福柯自己都不明白他多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当维多利亚女王在伊舍的圣乔治教区教堂领圣餐，又到巴尔莫勒尔的长老会做礼拜，她就活生生地证明了一点，即社会需要和关系形塑了我们关于宗教和正当行为的理念。当福柯对现实社会架构的思考有了结论，并发现了权力对人们观念的塑造程度，他感到脚下的大地都在震颤；维多利亚女王以严厉和坚定著称。她跳上马车前往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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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卡罗尔似乎非常理解维多利亚女王。爱丽丝对白皇后说：“人们不会去相信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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